或永久裁减粮赋浮额。1863 年 6 月始而奏准豁免太仓州、镇洋、常熟、昭文、

昆山、新阳、嘉定、金山等县本年漕粮，继而奏准裁减苏松太粮赋浮额，1864 年 11 月又奏准豁免江宁府属上元、江宁、六合、句容、江浦、溧水、高淳 7

县钱漕三年。清朝大吏把李鸿章的“蠲减钱漕”吹嘘为“恤民至计”，是造 福于“遗黎”的“惠政”。其实在阶级社会既无超阶级的“民”，又没有代

表全民利益的“惠政”。李鸿章的“蠲减钱漕”纯属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 据说减赋之议，首倡于冯桂芬，李鸿章遂请郭嵩焘与冯桂芬研究有关事

宜。吴云向郭嵩焘进言并著书申述重赋之害和减赋之利。郭篙焘得吴云书后，

携至幕府，与冯桂芬等互相传阅。李鸿章适至，看到是书，赞佩不已，连称

“聪明，聪明！是极，是极！”因告郭嵩焘：“可即上详文”，并嘱咐冯桂 芬：“老前辈即拟奏稿”。李鸿章认为此举事体重大，函请曾国藩主奏。曾

国藩夏信表示赞同，请李鸿章主稿并挈衔速奏。1863 年 6 月曾、李会奏请旨 核减苏松太粮赋浮额，7 月奉旨准行。

李鸿章认为漕粮乃“天庾正供”，而苏松太三属漕粮积弊太深，急需改 革，他提出应“以核减浮粮为理漕之纲，即以办理均赋为治漕之用。”①

何谓“核减浮粮”？在李鸿章看来，苏省钱粮甲于天下，而苏松太三属 尤甲于通省，比毗连的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

一二十倍。由于“赋重民穷，有不能支持之势”，所以出现了极不正常的现 象。一曰：“坚持不减之名”，而行“暗减之术”。督抚部臣默许州县捏灾，

致使“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一曰：“宫垫 民欠”，“所谓垫者，岂州县之果能垫哉？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

垫旧，移银垫米， 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额免，或摊赔，同归无 著、犹之未完也。”这就造成了赋额重而征收实少的问题。本来苏属全漕 160

万，但在咸丰朝十年中征收百万以上者仅 1 年，80 万以上者 6 年，而皆有官 垫民欠 10 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 90 万。

苏松太粮漕甚重，平时都难以承担，何况战乱之余，按额征收更是难上 加难。经过拉锯战，苏省“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

十里无居民者，间有破壁颓垣，孤嫠弱息百存一二，皆面无人色，呻吟垂毙”

①，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一个常胜军的军官透露：“程[学 启]和李[鸿章]就是最大的破坏者，现在遍地蔓延着的巨大灾难全都得感谢他

们两人所赐。”②面对这种残破局面，“欲责以重赋，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 向来暴敛横征之吏，所谓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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