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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比财团“东方辛迪加”攫为己有;改归官办的,如电报局于 1902 年“但改 官办,而不还商本”,1908 年由邮传部将电报局商股“备价赎收”:遵循官
督商办成例的,如轮船招商局,直到 1909 年改归邮传部时,仍“诸承旧贯, 毫无变更”;招商顶替的,如华盛纺织总厂,盛宣怀以“连年亏折”为名, 于
1901 年全盘售与集成公司,改名集成纱厂,其实这种所谓“招商顶替”, 完全是盛宣怀“把官厂变为私厂的一套诡计,股票始终还是握在盛家手里”,
因而这个纱厂并没有变成民族资本企业。
李鸿章创设的官督商办企业内部官权侵害商利,压抑了民族资本的生 机。掌握用人、理财和业务经营大权的“官”,通过贪污盗窃、挪用资金联
锁投资、廉价收购股票等各种方式侵吞私人资本,聚集官僚资本。盛宣怀就 是这类“官”的典型。他由一个“空心大老”而攀附权贵,在李鸿章提携下,
历任署理天津海关道、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等要职,充当 李鸿章的洋务总管,“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不择手段地聚敛财富,
“尽取天下之利权而归一己”,成为“财势两足,心敏手辣”的早期官僚资 本家。他这个“官”愈富,“而商人愈困矣”。官督商办企业由于“经理归
官”,入股商人所能遇到的不是“利之无几”的局面,就是“股本耗折”的 悲剧,致使“人皆怨悔,深以为惩”。正因为“官”愈富、商人“愈困”和
“怨悔”,所以在官督商办企业内部就出现了新的动向:有些亦官亦商的人 物,开始向民族资本家转化,发展私人企业,但他们发展私人企业的资金往
往不是来自官督商办企业的积累;而原先某些附股官督商办企业的民族资本 家,虽然有意挣脱官督商办羁绊,发展私人企业,但因“股本亏尽”而力不
从心。这种趋势并非是民族资本必须经过官督商办的标志,而是官智商办破 产的必然结果。
① 《招商局向汇丰银行借款合同》(1885 年 7 月 28 日),盛宣怀档案。
筹建北洋海军
海防问题是近代中国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挑战而提出的重要课题。鸦片 战争改变了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的状况,东南海疆成为国防第一线,原来“华
洋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从而赋予海防问题以近代 的意义和全新的内容:防御对象不再是阴代那种散股的倭寇和海盗,而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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