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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逆风扬帆

1. 再闯禁区

1958年，斯诺的《复始之旅》出版后，人们似乎对他的看法有些改变，斯诺也认为“浪费的10年”将要过去了。因为麦卡锡死了，“红色恐怖机器上的活塞消失了”。斯诺曾说过：“在中国长期的居住使我摆脱了各种宗教和种族的偏见，或者可以说使我更多地成了一个推崇道教的人。”他相信“消息盈虚，终则有始”，否极泰来。翌年，凯里·耶格给斯诺打来一个电话，想聘请他到其旅行学校——美国国际学院担任社会学教授，这给斯诺带来了一线转机。斯诺与耶格签订了1959年9月至1960年5月的聘用合同。他看中了这所空中旅行学校的旅行路线，它可以跨越太平洋到日本东京、香港、泰国曼谷、印度的新德里、埃及的开罗、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瑞士的日内瓦、德国的柏林、法国的巴黎、英国的伦敦等地。他想，旅行可能会使他重建海外关系，或许可以找到去中国的途径。

他早就想到中国去搜集资料写毛泽东的传略等书，可一直未能成行。取得革命胜利的中国人民也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过中国的这位国际友人，1951年，中国政府向斯诺发出邀请。可斯诺坚持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愿作为官方客人，让中国政府解决路费。然而他此时在经济上很拮据，又没有任何一家西方国家的报刊敢于出资赞助一位被称作“共产主义宣传家”、“共产党同情者”的记者去共产党中国访问。这样搁置下来了。1952年，美国政府为了表示对共产主义的强烈对抗，国务卿杜勒斯下令禁止一切美国人去人民中国访问，任何违反禁令者都将被没收护照、罚款或监禁。中国方面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报复美国，不允许美国新闻记者来华。斯诺更加难以成行，最终斯诺只能以作家身份而非记者身份被准许签证入境访华。

美国国务院和新闻机构、情报部门对红色中国既盛气凌人又十分仇视，但又急切地想了解对手。它们不允许开放中美新闻记者互访，只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取关于中国消息的二三手资料。他们在香港、台湾及其他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地方设立监听机构，或从与中国有联系的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及有关人士那儿寻找信息；甚至派出高空侦察机去刺探情况，从那些败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出大陆的镇压对象这样一些人那儿搜集资料。但这都是不可靠的，很不全面和不真实的，只能满足那些仇视新中国的人的需要，而不能真正反映新中国的真相。充斥美国报刊、电台的政治谎言说多了使人产生怀疑。正如过去共产党被诬蔑为“赤匪”暴徒一样，现在在美国方面把中国描述成了“枷锁王国”，“中国公安部长是歪嘴的最大恐怖分子”，“中国在进行大屠杀”等等。也就难怪有的美国人抱怨“报纸使我烦躁，今天说中国要垮台，明天又说对我们的安全是严重威胁，究竟该相信什么”？美国政府和新闻机构的自相矛盾的宣传，把美国人民给弄糊涂了。

斯诺不能去中国亲眼目睹现状，他只能根据以往在中国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和了解的经历，从老朋友路易·艾黎、马海德那里了解的一点情况来判断分析，他也只能从远距离观察中国。艾黎告诉他，在中国“到处可见到新的稳定和信任”，最好是想办法来亲眼看一看。斯诺又从一位刚被中国释放回来的妇女那儿证实了路易·艾黎所说的是真实的。据此，他不断地批评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在《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年刊》上著文，要求美国政府承认新中国的政治地位。他指出，抹煞中国的存在的政策是毫无意义的。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又专门介绍了人民中国总理周恩来是怎样的一位温文尔雅、学识渊博、处事镇静自若、能冷静分析、敏捷处理一切问题的人。他想以此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绝非蛮横无情无理智的统治者。

斯诺很想再去中国采访那些老“赤匪”，作些新的发现，让世界人民，尤其是美国人民了解真相。1957年机遇又来了，中国政府再次向斯诺发出邀请，而他却因《复始之旅》未完稿，加上经费问题，又一次被迫放弃。等他的著作问世后再寻求机会时，遇到了困难。他向有老关系的《伦敦每日先驱报》、《星期六晚邮报》等提出资助派遣要求的申请均遭否定。它们虽想派出有能力的记者前往中国，但担心斯诺的观点不合美英人士的口味，更担心斯诺已有的“共产主义支持者”的名声会给它们带来不利，因而宁愿放弃计划。《晚邮报》主编海勃斯自白道：“最终不愉快地结束了我与一位老朋友的关系了。”

斯诺一方面向政府提出出境签证请求，一方面寻找合作对象，最终得到了美国《展望》杂志主编的支持。在中国方面同意斯诺以作家身份入境时，美国方面却故意刁难要求斯诺以记者身份访华。当《展望》杂志同意派出斯诺，并预付斯诺旅行写作的稿费后，美国国务院却又要阻挠斯诺访华。美国当局一位公共事务高级官员私下对《展望》杂志主编说“斯诺这个人不行”，国务院发言人则公开说斯诺是个不可能作客观报道的记者，他同情和支持过中国共产党。他们试图劝阻《展望》杂志编辑部放弃对斯诺的支持，但《展望》杂志社却坚定地支持了斯诺，向国务院施加了压力，新上任的肯尼迪总统不得不批准斯诺的请求。《展望》主编纳班脱·科尔斯为此作出了极大努力，为斯诺提供了帮助，但他自己却得罪了共和党人的朋友们。

1936年6月，斯诺冲破了国民党对共产党苏区的封锁，成功地进入了“红色中国”，发现了“新大陆”，报道了世界性特大头号新闻，粉碎了“赤匪”谎话，让世界震惊。时隔24年之后的又一个6月份，斯诺冲破了白宫政府的重重阻挠，又要踏上那块神奇的土地，去揭开“今日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去报道一个又被封锁了10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历史是如此地惊人的相似，又是如此的不同，一个是内部封锁，一个是外部的封锁；一个是革命中的共产党，一个是执政的在国家建设中的共产党人。两次突入禁区的却都是一个人——埃德加·斯诺。

2. 换了人间

当年带着隐色墨水信件、乘火车、藏在卡车厢、徒步跋涉进入“红区”的斯诺，现在手持护照、入境签证，乘坐飞机直往目的地——人民中国。1960年6月28日晨，在瑞士日内瓦机场，斯诺吻别了夫人和孩子，登上飞往中国的飞机。飞机起飞了，划破沉寂的天空，穿过厚厚的云层，飞翔在蓝天上，飞向斯诺心驰神往的第二故乡——大洋彼岸的红色中国。飞机在莫斯科上空折向东南，数小时后平稳地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目的地到达了，斯诺走出舱门，只见在骄阳下，老朋友们早已等候在那儿：路易·艾黎、马海德、爱泼斯坦来了，邓小平、龚澎、廖承志、徐冰、黄华和其他中国朋友来了。斯诺急速走下舷梯，与他们久久地拥抱在一起，说不完道不尽的友情、阔别多年的思念。朋友们为坚韧不屈、“顽固得像密苏里的骡子”的斯诺祝福。他感到无比温暖，又回到了老朋友中间，他焕发了青春的活力。

像32年前第一次踏上这块东方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时一样，斯诺感到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一切见闻都是新闻。他毕竟离开中国已有20年了，而且是10年来第一次重操旧业进行海外旅行报道。他感到自己有义务、有责任对他的第二故乡进行全面报道，就像纠正关于“赤匪”的传闻一样，去纠正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新中国的看法。他要用他的笔去宣传、介绍新的人民的中国，去影响改变美国人的态度和美国政府的对华立场与政策。他要传递重要信息，就如同当年转达中国共产党人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要求与主张一样，现在的中国需要和平外交，平等对话，平等往来。相同的是，此时又是周恩来为他草拟旅行采访计划，毛泽东允许他去他想去的地方，写他想写的报道，可以采访任何人。所不同的是，他要采访的范围比昔日的苏区要辽阔得多，要说服的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斯诺感到责任重大，任重道远。

斯诺的采访计划包罗万象：文化、教育、医疗卫生、艺术、婚姻、娱乐、军队、工厂、农村、司法等等，从领导者到普通公民，他都要访问再访问，以求真实客观。他花了五个月时间，从东北的黑龙江到云南的西双版纳，从内蒙草原到江浙沿海，到陕北延安都走了一遍，共走访了14个省、19个主要城市、11个乡（那时称人民公社）。他与毛泽东长谈两次共10小时，又与周恩来促膝长谈。他还第一次见到了1936年授权写信给毛泽东的刘少奇和写隐色介绍信的柯庆施。

斯诺每天从早到晚不知疲倦地采访，夜深人静时，还见他住房的灯光亮着，他在整理资料和采访的笔记。毛泽东主席对他说，20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变，你也没有变”。在老朋友路易·艾黎的陪同下，斯诺沿着昔日走过的路线重新考察。他到了使他觉醒的百里灾区（萨拉齐）包头附近，这里已是工业厂房矗立，市镇繁荣，牧笛悠扬。他到了延安，毛泽东住过的窑洞已装上电灯。所到之处，都有政府官员的陪同，他参观了无数工厂、学校、军营、医院，深入乡村，与各种各样的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谈。

他保持着“眼见为实”和“刨根究底”的特点，他边走边看边问，边记边想，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经济严重困难中（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二年），粮食欠收，口粮短缺，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饥荒。但斯诺发现与过去的萨拉齐这样的大规模的饥馑、饿殍遍野现象不同，只是一些个体现象和小范围的。为了说明问题，斯诺像科学家进行某种证明似的从实验中找数据。为了弄清楚一只土豆的营养成分，打电话到美国向朋友请教土豆的热量是多少，以此来说明用土豆为主食的缺粮区群众的生活状况。他要否定美国方面有关中国饥饿惨状的歪曲报道，以正视听，所以土豆的含热量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了。

抚今忆昔，沧海桑田，新旧中国形成了鲜明对照，斯诺百感交集。曾经那么熟悉的中国，现在已变得十分生疏了，只有依稀可见的旧痕方可辨认了。乡村变了，城市变了，一切都在飞速地发生变化。北京变得“比以前更清洁，更有秩序更有纪律”。在北京的监狱里，以前关押的是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现在也变了，没有了过去的拥挤、混乱，没有粗暴、污秽；现在关押的是人民政权专政、改造的对象，有的是井然的秩序，清洁的牢房，必要的膳食。人道的境遇随时可见，并非像美国所传播的“血腥清洗”，“非人待遇”。

西安变了，过去渭河两岸散落的乡村、小镇，如今成为烟囱林立的工厂、四通八达的铁路现代化工业区。昔日贫瘠荒芜的陕北，在道路两旁已栽满了树木；走进乡村，“透过一个通向隔壁窑洞的门，我看见几双儿童雨鞋和一双帆布球鞋……一只柚木桌子和四把椅子，桌上还放着一只竹壳热水瓶、一把茶壶和一些瓷碗。我蓦地想到，在过去，这样一些东西只能在一个地主的家中看到；我还记得，在那时，仅仅为这么一只热水瓶，陕西的土匪也要来抢一下。”

重庆变了，肮脏的街道变得整洁了，污秽而破烂、滑溜溜的石级已不再存在了，被更换一新，不必再担心随时会滑倒；轿子和人力车没了，歌女舞女和像苍蝇般的娼妓不见了；只见人们都在忙于生产、经营。云南个旧锡矿那体无寸缕、骷髅般的童工不见了，矿工们有了劳动保护和安全设施；把鸦片汁涂抹在甘蔗上嚼食的孩子，现在口含糕点糖果。

在上海，斯诺住进以前住过的旅馆，与美国相比虽差些，但比旧上海的高级宾馆却舒适得多。他辗转反侧几度不能入睡，现在的上海黄浦江上没有游弋“保卫侨民”与租界的军舰，代之而起的是繁忙的运输货轮、客轮，笛声回荡。外滩公园里不再是西方人的乐园，现在是中国人自己休闲、娱乐场所，颐养天年的老人在打太极拳，儿童们在这里嬉笑追逐，一片祥和。过去，

“上海——这个巨大的贫民窟，西方帝国主义者敲骨吸髓的地方，虚荣的社会，灯红酒绿的生活，建立于饥饿之上的巨商；言语混杂的租界城市，标奇立异的刺激：俱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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