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年时代的尧棠在广元县所看到的封建社会，还有一种更为可怕的景象，不仅使他感到恐惧，还使他的母亲感到不安。这就是他的父亲坐在二堂上，拍着惊堂木，审判犯人。说实在，尧棠的父亲李道河平时并不像戏曲舞台上那种鼻子上涂了白粉的奸官，当然他也不是旧小说中专替人家伸冤鸣不平的理想人物包公。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普通人，对待子女和蔼可亲，但为什么一穿上官服，坐到公案前，脸就沉了下来，俨然变成一个“青天大老爷”，别人都得向他磕头下跪呢！有时父亲命令差役把犯人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最后犯人还得向他三跪九叩，高呼“谢恩”。尧棠站在公案边，常常看得目瞪口呆，在他的脑子里浮现着许多问号，却长期解答不出。但是他父亲还是按着这个规矩，每隔二、三天升一次堂，升堂时总是先问这问那，问到后来，没有办法了，就拍一下惊堂木，厉声高喊：“给我拉下去打！”于是差役们拿起板子，按照他的吩咐，打到犯人身上。有时还用一种“跪台盒”的刑罚，把犯人的手、脚、腿都捆在杠杆上，然后使劲抽紧，让犯人感到锥心似的痛，比打板子更可怕。有个晚上，犯人的惨叫让睡在三堂里的尧棠的母亲听见了，她对尧棠的父亲哀求说：“算了吧，人都是父母养的，哪经得起这样折磨？”父亲笑着说：“我何尝欢喜用刑，不过不用刑，他们不肯招，这些犯人很狡猾。”母亲说：“你这样做，不会发生屈打成招的事情吗？”父亲似乎很自信，但又疑虑了一下说：“不会的吧，今后不用死刑就是了。”在他任期内，确实不曾使用过死刑，后来连“跪台盒”的刑罚也不用了，但是还是经常打人板子。有一天，忽然打到管监狱的刘升和厨房何师傅身上。那是在过年的

时候，尧棠在门房里看到许多人在轮流做庄推牌九，参加的都是一些下人。尧棠看了一会，跑到母亲房里，母亲问他到哪里去了，他说：“到门房里看热闹。”母亲说：“有什么热闹可看的？”尧棠回答说：“他们可玩得痛快呢！一堆人摸着牌，又说又笑，还把银元推来推去。”正说着，父亲走进房来，就问香儿：“是哪些人？”香儿不敢多嘴，就说：“我去问一下。”当晚，父亲就派人去捉赌，绪果不但把骨牌丢到厕所里，还把为头的刘升和何师傅几个人捉了起来。父亲这次非常恼火，说：“哪里料到赌场就在衙门内！那还了得！”就向差役下令，要他们把跪在地上求饶的刘升和老何各打五十板子。那些差役却迟迟不肯动手，因为都是自己人。父亲更加生气，拍着坐案，又厉声喊打，差役们这才不得不动手，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才总算勉强了结此案。

尧棠不了解他父亲在家里十分和善，从不骂人；为什么一升堂就对犯人动辄打板子。特别是这次，刘升与厨房何师傅都是尧棠平时接近的人，他们和他都很好，而由于他向母亲讲话时把赌博的事泄漏了，才使这两人挨了打，他心里不安，就跑去用好话安慰他们。他们却不计较，仍像往常一样，什么话都对他讲，这使他更加不理解。他逐渐感到一个人坐在公案上拍台子打人训人，和一个人跪在地上叩头求饶谢恩，是不能理解也很不光彩的事情。他把自己对父亲的两种不同面貌的怀疑，向母亲讲了。母亲说：“坐堂是件大事，你人小不懂，今后不要再去看你父亲审案了。”虽然母亲这样说，尧棠还是经常去大堂看热闹，并继续到下人所在的地方去玩耍。好在母亲虽然只是叫袁嫂、香儿把他带领好，但是对尧棠和下人们在一起，甚至参加一部分轻微劳作，她是从来不管的。

尧棠觉得这些下人直来直去的谈话很有趣，也很亲切，倒是和父亲来往的那些长辈们，他们打躬作揖的礼节有些使人讨厌。那天，祖父生日，虽然祖父在成都，不在广元，但父亲还是摆起香烛，请安敬神。他们朝一只空的座位下拜，父母拜了不算，大哥、三哥、二姐、三姐也都下跪叩头；轮到尧棠了，尧棠躲在厨房里不肯出来。母亲派香儿来叫他，他出来也不肯下跪，说祖父人都不见，还行什么礼？母亲一向非常欢喜他，这次可被他激怒了。旁人也说这孩子越来越倔强了。母亲在众人面前放不下面子，就扬起鞭子吓他，他还是不肯服从。母亲只好把鞭子抽到他的身上，他穿着棉衣，其实并不很痛；真正感到痛的，倒是他的母亲。最后，他哭了，母亲也哭了。……

当然，母亲在平时是很温和的。即使他们兄弟有些过错，她也总是进行十分耐心的劝告，很少声色俱厉地责备他们。有一次，她听说尧林为了一件小事，把香儿骂了，还打了几下。母亲便找来尧林，对他说：“你怎么能搭主人架子？主人是人，丫头、佣人也是人，大家都是一样的。不要把自己看得比别人高。谁也不能随便打人。”母亲见他低头不响，感到羞惭，就把语气转得温和继续说道：“现在你们兄弟俩都快七八岁了，不比小时候什么都不懂。刚才我讲的道理，你要记住，你说说，你懂吗？”尧林想了一下，点头回答说：“我懂了，也记住了。”尧棠站在一旁，见三哥认错，他也很高兴。于是，兄弟俩就又让香儿牵着手到别处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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