尧棠他们跟着母亲住在外婆家，同样受了一整夜的惊吓。他们熄了灯挤在外婆的卧室里，屏息静气，等候动静。忽然听到一阵枪声，外面天都变红了。接着又听见一阵吆喝和哭闹的声音，舅舅进来说是邻近的公馆遭到抢劫。外婆一边念佛，一边劝母亲赶快躲避，母亲则要求外婆先走，外婆坚决不肯，却让舅舅搬了梯子，帮助尧棠一家爬过墙去，到一个管菜园的老婆子家去坐了一夜。第二天上午，局势看来平静，母亲带了尧棠先回到公馆，看到父亲和大哥，虽然只过了一个晚上，却像隔了几年一样，且喜大家平安无恙，总算把这个难关度过了。原来成都这场兵变，最后由同盟会员带领革命军把它平定，并成立了新的“四川军政府”。直到这时，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才终于宣告结束，辛亥革命在四川得到胜利了。

“你们听到消息吗？”不久，龙先生又在李公馆的书房讲新闻。这次他比任何一次都兴奋，而且高兴得几乎要掉下泪来：“革命军冲进了督署，把赵尔丰当场擒住，还游了街，杀了头，头挂在城门口！”

尧棠听了这个消息，好像亲自看到那个专门与人民作对的赵尔丰被捉，被反绑着游行，最后被斩首示众。他感到非常新鲜，也非常兴奋。最使他高兴的是，男仆姜福得到父亲和母亲的同意，把他和三哥尧林的小辫子都剪了，他们和二叔三叔一样，脑后都不再有那个讨厌的东西了。隔了不久，全家的男人、男孩也都把辫子剪掉，最后，连一家之主的爷爷，也不得不把辫子剪了……

二叔原是个秀才，在日本留过学，学的是法律，回国后，戴过红顶子的官帽，还曾由皇帝“特命”，担任过有“道台”称号的四品官，在家里比谁的“身价”都高，所以换了朝代，对他的打击是很大的；幸而他古文根基很好，学的法律知识虽称不上怎样精深，但究竟是我国第一批法科留学生，请

教他的人还是不少，他便在公馆里设了个律师事务所。三叔也去日本留过学，回来曾在南充当过知县。他的为人不像二叔那样持重，那样循规蹈矩，清朝皇帝垮台，他曾替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称号，吟诗抒怀；后来大概发觉这个称呼太不合时宜了，就换了个“息影盦主”的笔名，一边在二叔的律师事务所做帮办，一边还在当地一个法政学堂挂了个名义，把自己从国外学校带回来的讲义译成中文，“批发”给国内学法政的学生。他的性情急躁，稍有不遂心，就暴跳如雷，碰上三婶和他的脾气差不多，因而有时闹得家里天翻地覆，寝食不安。

至于尧棠的父亲，他弃官回家，本来已无意于仕途；现在却反而忙碌起来。大家庭的事，原由祖父作主，具体却要他总管。他交游广，外面商业场各行各业凡是他们家有份的，董事、股东名义统由祖父挂着，事情却都得由他出面去做。他待人和气，不搭架子，又有做过知县的身份，人家都尊重他。他一听到“逊清让位”的消息，就在家里摊开一块洋布，带头取剪刀，拿针线，做起新的国旗，准备把它挂到公馆大门口去……

最兴奋的还是尧棠他们这一代，特别是大哥尧枚，他希望有一天能进新式的学堂去念书。果然，不久他得到爷爷的开恩，终于进中学读书去了。

民国成立，热闹了一阵，风波过后，世道却并不曾有什么大的变化。不说别的，单是李公馆，有客人来，大门打开，看门人迎客仍要半跪伸手，向坐在轿子里的客人索取名帖；每个晨晚，不管刮风下雨，儿孙们仍要到上房去向祖父请安，只要祖父咳一声嗽，下人仍要心跳几下，似乎一切都不曾改变，李公馆的老爷、少爷、太太、少奶奶们出门去，一个人坐轿，还得几个人抬他们；尽管也有像尧棠的母亲那样体恤下人，主张不要动辄打骂下人的主子，李公馆里还是有被赶出去当乞丐的佣人；还是有被放在石板上、盖一条破席而病死的老仆；还是有被诬陷为窃贼吊死在门梁上的轿夫。

第四节第二个“先生”

尧棠八、九岁以后，在家里有了较多的自由。从那时起，再也没有大人跟在他的后面看管他了。当初在广元经常带领他们玩的那个小丫头香儿，这时已经生病去世。现在，他每天从学馆龙先生那边放学出来，就可以到各处走走；有时跟年龄相差不远的一些堂表兄弟一起；有时则连尧林也不在一块，他可以独个儿到各处看热闹，有时到门房，到天井；有时到大厅，到花厅；有时到后面的厨房里去聊天，甚至还可以到公馆前面最西边角落的那几间用篱笆隔成的小屋里，去看看在那里吸大烟的轿夫。那几间狭窄的破屋子，原来是养马的马房，后来改为轿夫驻足的地方。屋子很暗，因为没有窗子，全靠篱笆外面透露进一些阳光，把屋子照亮，一到阴天，就更加阴暗，晚上，则常常是在烟灯旁，才能相互见到各人的脸。尧棠正是在这种情景中，经常听轿夫们的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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