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现在己进入了革命的时期。可是这已不是国民党一党的运动，而是整个民众的革命运动了。“卫惠林听了这话，很感兴趣，还想再说几句，但熄灯时间快到了，又见尧棠已闭起眼睛，准备入睡，也就不再作声。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讨论，直到后来在巴黎拉丁区一同住下来，才有机会充分开展。

晚上，尧棠感到一点头昏，虽然没有因晕船而呕吐，但总觉得不太舒服。他仍沉浸在对祖国亲人的思念中，闭起了双眼，分明看见许多人在面前活动，还和他对话。好像千万件往事，一下子都涌上他的心头。只要平时见过一面，曾用和善的眼光看过他一眼的，他都无法忘掉他们。他的两个哥哥，特别是大哥，更使他放心不下。尧棠回想他的大哥从小深受父母宠爱，读书也读得很好，中学毕业时还考第一名，他自己有许多美好的理想，但这些理想后来都一一归于破灭。父母和祖父死后，他作为长房“承重孙”，简直成了大家庭中众矢之的，至今还在受各种不应承受的折磨。而他自己到处打躬作揖的不抵抗主义，更增加他身上的矛盾。在他们兄弟俩离成都前一年，大哥又遭受了四岁儿子夭折的打击。啊，像他这样生活着的人，能活得长久么？自己这次出国，不知什么时候回来，回来时还能见到他么？……尧棠这样想着大哥的命运，禁不住想立刻写封信给大哥，对他说，“大哥，我永远这样地叫你，然而这声音能渡过大洋越过高山而达到你的耳边吗？……难道人生就是这样寂寞的呀！……”可是此刻他太疲倦了，终于慢慢地入睡了。

第二天起身，尧棠在海上的生活就习惯了。第三天早晨8点钟，船靠了码头，有人说已经到了香港，停在这里要到下午4时才开航，尧棠便和惠林上岸去观光。只见岸上阳光满树，街道清洁，房屋整齐，一问才知道这是九龙，对岸才是香港。由于人地生疏，他们为了寄信，在九龙竟耽搁了许多时间，正想摆渡去香港，不料天下起雨来，只好回船。还没回到般上，天却又放晴了，他们便到一家理发店去理发，理好发已是中午，就近找一家茶馆，两人坐在里边喝茶谈心，顺便买了一些点心吃，这样把时间打发到下午2点钟，才又回到船上，香港却没有去成。

他们所住的这三等舱的房间里，虽有八只床铺，却只住了四个人。除了尧棠和惠林，一个是姓彭的四川同乡，是个学化工的留学生，与他俩性情相投，很快就谈到一起了；另一个是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到新加坡去投亲的程君，他为人很和善可亲，只是因为要经常去隔壁房里照顾家卷，就不能与他们时时在一起。那天船到西贡，靠岸卸货，甲板上人来人往，各种声音鼎沸。尧棠就与卫、彭两位上岸，去领略当地风光，首先映入他们眼帘的是南方明亮的阳光，鲜花盛开，瓜果满地，街道也十分宽广，行人大都是法国人和越南人（当时叫安南人）。中国人不多，但他们恰巧遇到了一位。他是个广东人，一家商店里的店员。他们走进这家店里问路，他就把他们拉往了，不但热情地为他们指路，还告诉他们怎么兑换钱，请他们到店里坐，说他是广东人，来这里不久，上岸时受尽了侮辱和麻烦；他说法国人统治越南，从政治迫害到经济压迫，都是不放松的，人要纳税，房子要纳税，生孩子也要纳税，鸦片烟倒是可以公开卖的，甚至设立公烟局，鼓励吸鸦片。他说着，还陪他们去买火车票，到堤岸去玩。第二天一早，广东人又上船来，领他们上岸去游植物园，他的热情使尧棠和卫、彭都很感动，临别，彭送给他一本国内出版的书，书名《帝国主义侵略下之中国》。

那天晚上，尧棠躺在自己从西贡买来的帆布椅上，在甲板上听停泊在海轮旁的小木船上的船客弹越南乐器，凄凄切切的声调，勾起了他对故乡的怀

念，特别是想到不久前死去的三姐。三姐爱过他，他也曾听过三姐幽怨的笛声，而现在她已永远离开他，他也永远不能再见到她了。

隔了几天，船行驶到新加坡，和尧棠他们同住一室的程君，带着他的家眷上岸了，空出来的铺位，由一个姓邓的广东人顶替了。邓君在新加坡工作，这次是到法国去购买机器，因为他原是机电系的学生，曾在法国留学六年，对法国是十分熟悉的。邓既通法文，又懂英语，更会讲普通话，广东话当然更不必说了。邓君又是个性情爽直，容易推心置腹交流感情的人，这就使来自四面八方的船上中国留学生，增加了互相交往的机缘。在香港上船的两个留学生李和黎，也常来尧棠他们这房间叙谈，加上原来在上海与他们一起上船的三个北方留学生，研究文学的范，学数学的巴和刚在北平青德中学毕业的杨，一共九个人，每天晚上总是在甲板上，躺着帆布椅，畅谈各种问题。不论是国际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或是妇女问题，大家谈得很痛快，毫无拘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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