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天，尧棠的健康恢复，吴克刚就建议尧装和卫惠林从Blanville街搬到Tournefort街去，那是巴黎拉丁区的另一家旧式旅馆，靠近吴克刚住的地方。尧棠和惠林同住在这个旅馆的一间屋子里。那时巴黎这种让单身穷人住的旅馆不少，每个房间都装有煤气灶，可以不依靠饭铺，自己烧饭吃。只是房间煤气味严重，也不太安全。从中国去的留学生，大部过着这样的生活。尧棠也是这样，经常准备些固体酱油，买点洋山芋、洋葱或其他蔬菜，配着几片面包，就把一日三餐打发掉。每月大概花二十多元中国币，就可以在巴黎过日子，到乡下就更加便宜了。

新的住处条件比原来的好不了多少，屋子很小，阳光常被对面的一所古老大楼遮住，视线也受到阻碍，无法望远。从窗口看下去，只能看到下面一条冷僻的小街，街角有一家很小的咖啡馆，零零落落的有几个人在这里进出。

虽然大哥曾表示希望他成为工程师，但尧棠仍觉得自己对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有兴趣，所以他想在巴黎进大学攻读经济系。因中途插班有困难，就先在法国文化协会主办的AllianceFranaise夜校补习法文，白天也偶然上大学听课。但更多的时间是在旅馆房间里看书。卫惠林则经常在图书馆中自学，白天很少在家。因此尧棠白天很寂寞，但由此也看了很多书，这些书的内容很杂，有政治的，经济的，也有史学著作，更多的则是卢梭、丽果、左拉和罗曼。罗兰这些法国伟大作家的作品。为了排遣寂寞，他自己也断断续续写了一些原打算给自己看的文字，后来就发展为他的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前四章。每天房间里偶然也有很大的声音，那就是有载重的装货汽车在这里驶过，街道就震动起来，房子也震动起来，周围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但车辆过去，顷刻又归于沉寂，周围的环境又回到原来那样。只有附近的圣母院钟声，仍按时向这凝滞的空气，带来几声单调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叹。

一到星期日，房间里便热闹了，因为在这个城市里，尧棠除了卫和吴之外，还有几个朋友，其中有作为勤工俭学的《工余》杂志主编李卓吾、冯紫岗。另外一些人，有的在学校读书，有的在工厂做工，这时便三三两两，赶到这里来闲谈。尽管他们信仰不同，性格各异，还操着各地口音，有时甚至还有在法国流亡的外国人，但都给尧棠带来讯息，带来新鲜感，使他感到兴奋。他们经常热烈地交谈，有时还讨论时局，各人谈各人的看法，其间也互相了解各人的生活，并由此了解到社会上许多事情，增长不少知识。吴克刚有个朋友亚丽安娜，是波兰的革命党人，有着金色的头发和美丽的眼睛，现在也在法国避难。她与吴克刚比较接近。从她和吴的谈话中，尧棠知道这是个了不起的女性。她有个母亲在华沙附近的一个村落里，还有一个比她大六岁的姐姐，因为参加革命运动被判罪监禁十五年，后来发了狂死在监狱里面。两年前，亚丽安娜自己也受过当时波兰政府的通缉。在一个深夜，在村狗狂吠的时候，五六个宪兵来逮捕她，幸亏她已接到一个朋友的通知逃走了。尧棠觉得这个故事很美丽，也很使他激动，他衷心祝愿吴和亚的故事能有进一步发展。

一到晚上，更多的时候则是尧棠与吴、卫三个人的热烈谈话。他们当时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奉者，都有热情的向往，而且都身在异国，生活上互相照顾，充满着友爱。但是他们既有相同的观点，也常有各种分歧的意见，却又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因此在他们之间经常进行热烈的辩论。星期日，别的朋友都来了，到晚上又回去了，却留下一些话头供他们三人争论不停。那天不知谁从报上看到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与北伐军占领南京的消息，谈起应该怎样看待当前形势问题，三个人就相互亮出自己的观点。起初，他们一致认为现在国内的形势已进入革命时期，但对有些无政府主义者不从实际出发，也不从事实际工作，只空谈原则理论，感到很不满意。

屋子里在烧着开水，从煤气灶里出来的煤气味很浓，他们三个人并不计较，仍在幽黯的电灯光下说着话。尧棠和衣躺在自己床上，吴克刚坐在一只破倚子里多卫惠林则走来走去讲着：

“无政府主义常常因为厌弃现有制度，而不愿去与闻现在的政治，甚至认为无政府主义只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运动，是一种道德的运动，这其实完全是错误的！相反，我们对现在的军阀政府的活动，及其对人民的影响，要充分加以注意！因为我们的革命，不是改换场面的革命，我们是在对抗有组织的敌人，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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