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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棠绝望地在屋子里踱了半天，那时他一个人住在学校饭厅楼上一个大房间里，学校还没有开学，周围环境非常安静，但是他的心却异常激动，他所敬爱的凡宰特，那个曾从波士顿监狱，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为他写过两封长信的鱼贩子，现在与另一个革命者萨珂，一起被资产阶级杀害了。尧棠一天没有出门，但他仍仿佛看见在街头，在公园，在咖啡店里，在各处都有人民在流泪，在哭泣，在控诉，在呼喊。明亮的天空忽然变得阴暗起来，好像太阳也为这两个无辜的人挂起了黑纱，似乎整个世界都在沉落。但他又仿佛听见凡宰特在向他诉说：

“不要灰心，要高兴起来！青年是未来的希望！”他觉得，他也需要控诉。他写了一天的信，寄到各处去，向那个“金圆国家”提出抗议。但是这样，他的心还是没有得到平静。他又一连几天，在他的练习本上，写了《灭亡》的第十七、十八、十九章。

不久，尧棠又从报上了解到萨珂和凡宰特临刑时的神情。据说当晚10点48分，狱吏来通知，说他们要在今晚受刑了。萨珂在深夜1点11分被带进刑场，他的身体异常衰弱，然而两眼放光，以坚定的脚步走到电椅上坐下。他用意大利语叫道：“革命万岁！”然后用英语说：“别了，我的妻子，我的小孩，别了，我所有的朋友。”最后他讲了一句：“别了，妈妈。”电流即开始通过他的身体，到1点19分，医生才宣告他气绝身死。狱吏刚把萨珂的尸首搬到一个屏风后面，凡宰特便被带进来了。凡宰特异常平静，不露丝毫惊恐之色。一进刑场，他便向电椅走去。他握了狱吏的手，向他说：“谢谢你，为我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他便向旁观者说道：“诸君，我愿意告诉你们，我是无罪的。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我什么罪都不曾犯过。”最后他说：“我愿意宽恕那些对我不好的人。”他还想把话说下去，但是刽子手已把盔兜笼罩在他的头上了。过了六分钟，他的生命就不再存在。

一个时期以后，尧棠译完了鱼贩子凡宰特的自传。他在那本传记的前面，写了一篇题目叫“呈献给吾师凡宰特”的短文，作为“代序”。那短文说：

“……你在电椅上，在临刑的一瞬间，还像神话上的耶稣那样高呼‘宽恕’。我知道在你的那一颗爱字铸成的心中是没有‘憎’和‘报复’存在的。……然而现在我要跪在你的面前，求你的宽恕。吾师呵，原谅我，……至少对于那些吃同类，杀同类，压迫同类的人，我是不能爱的，我是不能宽恕的。”

凡宰特是尧棠接受人道主义思想影响的又一个“先生”。但是，尽管尧棠非常崇敬凡宰特，对凡宰特的信仰从未发生过怀疑，而尧棠还是从凡宰特的被诬受害经过，接受了教训。“对于那些吃同类，杀同类，压迫同类的人，我是不能爱的，我是不能宽恕的。”这样的人道主义，才更接近于卢梭的精

神。也就是为什么后来尧棠回国，很自然地接近鲁迅，并被鲁迅认为“是一个有热情的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因为他们两人在许多问题上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在这个问题上，鲁迅后来也说过：“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伟大的共产主义者鲁迅，他的人道主义就在于爱憎分明，是非清楚。宽恕是有一定范围的，“损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恕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这与尧棠的“对于那些吃同类，杀同类，压迫同类的人，我是不能爱的，我是不能宽恕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第六节从玛伦河畔到马赛海滨

玛伦河畔的沙多一吉里，是个古朴的小城，尧棠在这里差不多住了一年零二个月，虽然由于凡宰特与萨珂的被害，带给他很大的悲痛，但沙城许多朴实善良的人们，像对待远方的亲戚一样看待他，使他感到温暖。

他寄居在拉封丹中学饭厅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这个学校以十七世纪法国寓言诗人拉封丹命名，是因为拉封丹出生在沙城农村。尧棠来这里养病并补习法文，比他来得更早的中国同学是安徽人詹剑峰，他学哲学，却欢喜陆游的诗，尧棠经常听到他在隔壁卧室朗诵《剑南诗稿》。另一个中国同学，山西人岳煐，住在学校的学监宿舍隔壁楼上。他是巴黎灯罩厂的设计师，过去也曾在这里学习，现在因为神经衰弱症，来这里休养几个星期。三个人每天很早起身，特别在暑假里，学校里的人都回去度假了，连总学监也只每星期来一次，看看没有什么事就走了。整个学校变得那么清静，除他们三人，只有管门的古然夫人和她的花匠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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