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下旬的一个黄昏，他终于带了那个对象来到宝光里，这就是七年后写出《生人妻》那本集子的女作家罗淑。这本书后来由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编发出版。罗淑容貌端庄，举止大方，与马宗融正是天生的一对。当时马宗融带了罗淑进来，不像先前那样撒野，大概心里有了爱情，

倒显得斯文起来，对着老朋友索非夫妇和巴金，反而有点腼腆。他说他们来辞行，已买好船票，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去法国，帮她找在那面工作的哥哥。他们这一去，五年以后巴金才又见到他们，而且与他们成了莫逆之交。但是在这五年中，他不曾接到马宗融一封信，马是写信懒人，而巴金又是四海为家，“一。二八”淞沪战争后，他的地址更是飘忽不定，马宗融即使要写信，也要先打听到他的住址才能把信寄发了。

1930年7月，巴金在接到大哥对他准备写“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的小说《春梦》表示“欢喜得了不得”的那封信后，受到很大鼓舞，对自己从事文学创作的信心又有所增强。去年他曾被《伦理学》后半部的翻译工作搞得头昏脑胀，而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写作的失败，更增加了他对自己的失望情绪，幸亏后来他又译克鲁泡特金《我的自传》，和斯捷普尼亚克的特写集《地下的俄罗斯》，这两本书热情的内容与流畅的文笔给了他一些影响，在无形中也提高了他从事创作的兴趣。就在三十年代第一个年头的七月夜里，他睡得正香甜，忽然在梦中被什么声音惊醒，在黑暗中好像看见一些悲惨的景象，耳边也有一些哭声传来。他再也无法入睡了，就在灯下写成了一个短篇小说《洛伯尔先生》。这篇小说的背景是在两年前所住的离巴黎约一百多里路的沙城，这所中学就是他寄住过的那家中学，作品里的音乐家便是那个中学的音乐教师。花店里的那个少女，就是他在生活中看到过的那个见了他们总是微笑着向他们招呼“早安”或“晚安”的卖花姑娘。巴金写完这篇小说，走出房间，到石库门边的天井里呼吸新鲜空气，那时天色已经黎明，早霞正横在空中。他觉得这个刚写成的短篇，比去年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房东太太》要好一些，因为《房东太太》的题材只是听着人家讲的事情写成的；而《洛伯尔先生》在他自己生活中却有影子。他总是欢喜有着自己生活影子的作品，他对它们有感情。对中篇小说来说，也是如此。他爱《灭亡》而不爱《死去的太阳》，他认为《死去的太阳》是他硬写出来的，那里面缺乏他自己生活的依据。因此，他对《小说月报》编者退回他的这个中篇，只有感激，而没有半点埋怨情绪。后来开明书店出版的《死去的太阳》，是经过他作较大修改后才完成的，虽然他仍还对它不很满意。

这一年下半年，他的创作生活渐渐活跃起来。在年底前，他一口气写了十二个短篇。但他与外界接触还是很少。他总是把写成的小说交给住在楼上的索非，让他去联系刊物的编辑部。

第二节闽南的朋友们

闽南的土地像童话般迷人。耀眼的红色土壤，绿色的庄稼，和成排的相思树，以及犹如一个个留着长须的老人般的榕树，使人远远地望过去，好像到了人间仙境。在八、九月间，龙眼树上的桂圆成熟了，更为这片红泥绿树的土地添加了一种澄黄的色彩，谁也不免要为这样动人的景致陶醉。

1930年，巴金正是在这样一个季节来到了福建的晋江（泉州）。比他先回国的吴克刚，已在这里担任黎明高中的校长。这个当年曾很有抱负的法国留学生，在与波兰革命党人亚丽安娜告别巴黎后，一回国就带着自己的理想，投身到这家海外侨胞所集资兴办的黎明高级中学里来，想与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这里共同建立起一个理想的乐园。他多次写信邀请巴金到这里来看看，希望给他有个较深的印象。

巴金到了这里，果然被这里的一切吸引住了。这里的确是一些有理想有追求的纯朴的知识分子所创建的梦境。不仅环境清静优美，而且仿佛大家都生活得非常愉快。这里的教师大多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他们都不愿在污浊的社会里混世，想创造一种良好的环境，用爱集体的理想来教育下一代。他们想关起门来，把学校办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或者一个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理想社会。许多人在这里勤奋地工作着，和同学们建立起真诚的友谊。他们信任自己的理想，以为每个人都能像他们一样真诚地待人，诚实地劳动，这个世界就会好起来了。

本站不支持畅读模式，请关闭畅读服务，步骤：浏览器中——设置——关闭网页小说畅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