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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东华给大家作了介绍，这次很自然的，被介绍的重点是巴金，因为许多人是相互认识的，而巴金却与不少人是初见，他也是席中最年轻的作家。

鲁迅一到，席上便热闹起来。他说话亲切，自然，幽默而有风趣。大家知道鲁迅来上海已经六年，一直住在虹口东横浜路景云里23号，刚在不久前迁居到施高塔路（即今山阴路）大陆新村9号，来到这里要乘二十分钟时间的电车，他精神很好，讲了许多话，一点也不疲倦，谁也不曾感觉到他患有肺结核病。当时东北义勇军还在我国东北与日本侵略军浴血作战，国难临头，敌忾同仇，人民是坚决支持抗日力量的。而国民政府连全国各界人民慰劳马占山将军的两千多万元捐款，也要贪污虚报，公布的数字只有一百七十多万元，所以引起各方普遍不满。

1月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5月中，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代表全国人民到德国驻沪领事馆抗议希特勒残害无辜，压迫学者，到6月18日杨杏佛就被暗杀了。当时的局势这样严峻，而中国的文艺界，林语堂办的《论语》半月刊，却在这时竭力提倡“幽默”

和“性灵”，他自己又写了一篇《做文与做人》，说左翼作家光喊“打倒，起来，杀、杀、杀”的口号，“到处骂人”，“所以首要弄到失业，然后怨天尤人，诅咒社会。”还发表《蒋介石亦〈论语〉派中人》，提出“希望一般跟人家喊主义喊口号的酒囊饭袋书蠹能够听蒋先生的话，打破主义的迷信”。他讲的，当然是反话，但很不严肃，听了只使人发笑，因此他写信向鲁迅约稿，鲁迅复信说：“重重压迫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断然拒绝。

这天，鲁迅先对《文学》杂志提出一些希望，并为傅东华出了一些具体点子；然后与大家一起谈到京沪那些帮闲文人的各种丑态，和国民党的既愚蠢又恶劣的宣传方法，最后终于谈到林语堂和他编的《论语》。鲁迅和大家对《论语》所提倡的“幽默”和“性灵”都感到不满，认为他们油嘴滑舌，既脱离当前现实，又很不严肃，只能引读者走向歧途，削弱民众的战斗力量，归根结蒂，是为统治者作了帮闲和帮凶。鲁迅又告诉大家，他曾写信给林语堂，劝他翻译点英国古典文学作品，因为鲁迅知道林的英语基础很好，如能把他的才能用在介绍外国文学的工作上，那比目前提倡幽默小品要有意义得多；林语堂却拒绝鲁迅对他的建议，他很不高兴地回信说，等到自己老了，再考虑去做这样的事情。而鲁迅还是替林语堂的才能表示可惜，觉得他的这位老朋友把时间精力花在办《论语》这样的刊物上，太无聊了，他希望林语堂有一天能转变。

巴金听着大家畅谈，有时自己也偶然说上几句，但他讲得很少，主要是听着鲁迅亲切自然、诚恳动人的谈话，觉得这样一个有笔如椽的大作家，和他相处竟是那样平易近人，而且心地是那样热情，那样善良，那样慈祥。他为之感动。他从鲁迅身上，既吸收了他的思想的精华，也感受了他素质的纯美。他觉得鲁迅有满肚子的好心好意，好像随时准备着分给和他接近的人。鲁迅的眼睛明亮如炬，它的光芒，照透了人们的心，使善良的人感到温暖，使邪恶的人为之颤惧。巴金见到鲁迅虽还是第一次，但这“第一次”就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鲁迅也早从《小说月报》上读到过巴金的《灭亡》和他的短篇小说，也知道他的《家》刚在开明书店出版。他在谈话中，不时用和善的期望眼光扫射到巴金热情的脸上。

这一天相聚，茅盾在座上也讲了不少话，他与鲁迅往来是十分密切的。

这一年1月，他的《子夜》出版，第二个月他就带着夫人和孩子到鲁迅家，把《子夜》当作礼物送给鲁迅。鲁迅读了后很高兴，多次在给朋友的信中称赞这部作品是一部巨制，认为那是左翼作家的骄傲。他给当时正在苏联的朋友曹靖华写信，说“国内文坛除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计三十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不久前，鲁迅还与茅盾、郁达夫等一起联名发唁电给被法西斯当局杀害的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家属，并为死者的家属募捐。那时巴金也已读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等杰作，他对这些作品都很赞赏。他对今夜鲁迅、茅盾、叶圣陶几个人在这个没有人打扰的旅舍房间里的会晤，听着他们对文学界现状的谈话，觉得那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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