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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桂林已成为全国有名的“文化城”。许多文化人因武汉、广州的沦陷都迁到这里，巴金的挚友王鲁彦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位在短篇小说创作上很有成就的作家，在泉州黎明中学时就与巴金结识，但是不论在福建，还是在上海，或者在汉口，巴金都不曾见到他有过非常爽快的笑容，他总是愁眉苦脸，看得出生活担子把他压得透不过气来。现在到了桂林，巴金发觉他身体比以前更差，但是鲁彦的脾气还是十分倔强，对现实不肯屈服。巴金在桂林碰到的还有一个老朋友，这就是丽尼，他也是巴金在福建泉州认识的一个散文家。1933年12月，巴金曾带着他的处女作到北平，推荐给靳以在《文学季刊》上发表，后来又把另一组散文介绍给黄源，发表在上海出版的《文学》月刊里。他的第一本散文集《黄昏之献》，和第二本散文集《鹰之歌》，以及以后的《白夜》，都是由巴金经手编发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刊》里的。这些作品实际是中国文坛散文诗的先驱之一，可惜这位十分有成就的作家，他早在青年时代就命运多乖。为了生活，他曾进一家机关工作，没人向他约稿，他写了稿也不知寄给谁去。这次他随机关路过桂林，住在旅馆里，出来闲逛，却出于意料遇到了巴金，巴金为《文丛》向他约稿，第二天早晨他就到福隆街来看巴金，把一篇散文交给他，还说还有几篇文章准备校改后交给巴金，另外还翻译了契河夫的几部剧本，都藏在他的行李里，打算过一些时候交来。巴金听了很高兴，与他谈得正起劲，外面却响起了警报，两人就从后面出去到月牙山上躲避。哪知一上山就看到敌机向城里投弹，看方向估计有可能就投在丽尼所住的旅馆所在地区。警报一解除，两人急急下山，丽尼来不及与巴金道别，就匆匆忙忙地奔回去。巴金回到住处，不放心丽尼的安全，想进城去看他，不料街道已经给封锁，无法过去。等到第二天下午，街上秩序恢复了，就去旅馆找丽尼，哪知面前只有一大堆瓦砾，黑烟还在迷漫，在烟雾中只见丽尼和几个老人、中年人在一起翻砖瓦，他看见巴金，苦笑了一下，说：“烧光了！”巴金难过地问他：“那怎么办呢？”他还是笑笑：“机关迁移，来这里原是过路，今天就准备走了！”巴金又问：“那么，稿子呢？”丽尼还是笑：“反正现在没用，也没有人要，烧了也就算了！”巴金听了，心里好像被刀割了一下难受，也仿佛被迎头浇了一瓢冷水，就对丽尼说：“你别这样说，你再写吧，写了寄给我，我们要的。”那天丽尼果然离开了桂林，后来他也果然又重译了契诃夫的剧本，但再没有读

到他那富有诗意又有爱国激情的美丽的散文了！

由于“大后方”重庆国民党控制思想文化太严，人们受不了，从重庆来桂林的人也不少。而广西是与蒋介石有矛盾的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桂系集团”所统治的地方，而且还有李济深、黄绍竑的影响。在抗战初期，周恩来还亲自向白崇禧做过工作，所以在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桂林“气氛”确是比别的地方好一些。不仅国民党各派系都要在这里建立据点，就是坚持要与中共合作的各种进步组织也多在这里活动。夏衍的《救亡日报》在广州坚持出版到10月21日日军入侵那一天，工作人员才从敌人密集的炮火下全部撤退。他们选择了桂林这个文化城复刊，原因也就在当时桂林确比较“宽松”一些。这里有个组织叫“广西建设研究会”，由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挂名担任正副会长，实际负责人是广西文化界元老李任仁，委员中包括了李四光、胡愈之、欧阳予倩、张东荪、张志让、夏衍、姜君辰、千家驹、范长江等。李任仁还是广西临时参议会议长。巴金到桂林半个月以后，恰逢他们设宴招待来桂林的文化界著名人士，也就和胡愈之、陶行知等一起被邀出席，此外当时被认为日本的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夫妇，也参加了。隔了两天，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成立，参加的多是从广州、汉口等地撤退到桂林的文艺工作者，地点在当时著名的集会场所倚虹楼。巴金与夏衍都被选为分会理事。当时或稍迟来到桂林的，还有茅盾、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丰子恺、胡风、周立波、邵荃麟、杨朔、骆宾基、端木蕻良、方敬、叶浅予、关山月等人。报刊除了《救亡日报》，还有司马文森主编的《文艺生活》，聂绀弩等主编的《野草》，文化生活出版社也设立了桂林办事处，续印了两期《文丛》，那是在广州撤退时就打好了纸型的，巴金一到桂林，就各给它们加写了一篇卷头语，他说：“本期《文丛》付排的时候，编者（指靳以）已经‘入川’了……我带着《文丛》的纸型走过不少的地方。在敌人接连不断的轰炸下它居然不曾遗失或者损坏，这倒是意外的。现在我还能够在桂林将它浇成铅版，印成书，送到读者的手里，在我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愿，我当然高兴。这本小小刊物的印成，虽然对抗战的伟业并无什么贡献，但是它也可以作为对敌人暴力的一个答复：我们的文化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毁的。”他又说：“这本刊物是在敌机接连的狂炸中编排、制型、印刷的……我压下愤怒的火几次走过灾区。我看见那些残破的房屋，看见头发和衣服还粘在地上的带血的人皮……这景象我一生也不会忘记……我在这个城市里经历过它最惨痛最艰苦的时刻，我应该借着这本小小刊物把这个城市的呼声传达给散处在全国的读者诸君。”此外，当时文化生活出版社还出版了巴金的《旅途通讯》。林憾庐也在这里筹备了《宇宙风》的复刊工作。此外，那时艾青在编《广西日报》副刊，王西彦在编《力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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