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回到了上海家里。不过一个多月时间，上海已经有了不少变化。萧珊在铜厂搞的“四清”已经接近尾声，据说“四清”走的是“资产阶级路线”，要搞就得搞“文化大革命”。她和工作队的人都己从厂里撤出来，回到作协参加运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已经成立了“文革”领导小组，在巴金下飞机时，前来迎接的是除了亚非作家会议的有关人员，还有上海作协“文革领导小组”的人，他们还向巴金“汇报”了工作，说除了叶以群、孔罗荪靠边外，还批判了王西彦、魏金枝和师陀三个老作家。同时还有一些大字报，“谈到你巴老一九六二年那篇《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巴金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但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工作还在进行，送往迎来工作仍得照做不误。八月初，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夫妇到上海，巴金还是要和许广平、曹禺、金仲华等人一起去机场迎接。当晚又得去参加欢迎各国代表的酒会，和第二天的群众大会。隔天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工作结束，巴金送郭沫若、曹禺等人回北京，在机场大家的心境黯然，竟不知今后是否再有机会见面。特别是巴金和曹禺，几十年的友情，想不到竟有这么难过的日子：谁也保证不了谁的安全，谁也不知道哪一天自己被作为“犯人”受审，甚至家破人亡。飞机从机场起飞，郭沫若、曹禺离开了上海，他们走了，巴金木然在地面上站着，忽然感到十分孤独，觉得自己离大家十分遥远，独个儿竟无路可走，不知如何是好。别人提醒他一起去搭车返市区，他“嗯”了一声就跟他们离开机场，外表十分镇静，内心竟如一盆滚烫的水，沸腾得满脑子都浮起一个个问号，对这个自己曾爱过的人世的问号，对这个深不可测的运动的问号。

等不到巴金想得更多，上海作家协会就来催促他回到单位参加运动。他是作协上海分会主席，但作协上海分会的领导权却属于别人。他们叫他向东，他无法向西；他们叫他向西，他也无法向东。现在他们把他安排在创作组里学习，他当然二话不说，跟着大家读起“红宝书”来。组里有的人以前非常尊敬巴金，现在却非常冷淡，看来他们已与巴金“划清界线”了，这使巴金心里更加紧张。他是在八月七日去报到的。到了以后，只见大厅上挂满了一张张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好像阎罗王对犯人的判决书，不但杀气腾腾，而且尖酸刻薄。写大字报的人，平时写作品不见得在刊物编辑面前能够顺利过关，现在不知怎样，忽然融会贯通，才气横溢，既能把张三的事套在李四头上，

又能把芝麻变成西瓜，它们满纸烟云，使人看了心惊肉跳。内容大部分针对叶以群和孔罗荪，也有一部分是批判王西彦、魏金枝、师陀他们的，当然也有几张与自己直接有关。巴金匆忙地看着，也不敢多看、细看，怕多看了这些厉害的大字报，会叫人发狂。他意识到原来自己在网里做梦，现在梦破灭了。

第五节“我们要坚持下去”

作协大厅里传达“文革十六条”的那天大会上，萧珊也在场。这个在学生时代就热情爱国，解放后十分虔诚地自觉要求改造思想，对社会主义祖国充满信心的翻译工作者，她本来完全可以不必看到这样一个使她痛心的场面：作协机关内部贴巴金的大字报竟有那么多，而且有的还写得那么出人意外地“上纲上线”。

虽然她和巴金一样，看到叶以群、孔罗荪靠边，王西彦等人被批判，知道巴金也必在劫难逃，但冥冥之中总还存在一点幻想，以为巴金平时小心谨慎，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解放后积极响应各种号召，下部队，下农村，从不落在人后；即使发表《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这样的言论，也是由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其五多次动员，归根结蒂，还是响应当时“上面”希望大家畅所欲言的号召，他怎么可能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呢其实，上海作协大厅里的这一些戏，不过是上海当时出现的“造反”狂潮的一个小小泡沫，或者说是一出小小丑剧，整个上海这时已早被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的“中央文革”小组搞得天翻地覆。原来整洁的南京路，现在通过红卫兵的“破四旧”，已经变得像一个被市井无赖蹂躏过的少女，显得衣衫凌乱，形容憔悴，一夜之间，青春全部销蚀，满街都是混乱不堪的大字报。原来五彩缤纷的商店玻璃橱窗，现在全代之以语录牌与领袖像。饭馆、饮食店服务员全部“退居二线”，端茶取菜送饭，全由顾客自己动手，弄得每张桌子都杯盘狼藉，羹汤四溅。百货店经过检查，绝大部分服装已搬回仓库里去，因为它们都被认为是“奇装异服”。现在陈列的服装大大小小全是人民装，颜色一律蓝色，或者黑色。马路上处处都是为“破四旧”、拿着剪刀准备剪妇女裤脚筒的造反派。公共汽车上挤满了从外地来进行串连的红卫兵，他们唱着“造反有理”的歌，不买票，也不打招呼。公共汽车站头，人山人海，纸屑、果壳、桔子皮、香烟蒂、旧报纸，连同鼻涕、浓痰，撒得满地。高音喇叭在高楼大厦上厉声怪叫，不论是唱歌，还是放乐曲，或者有什么人讲话，都带着哭声，而且非常凄厉，像一支长剑，一直刺进过路人的耳朵里。天色阴沉沉，雨濛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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