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晚上，墙门外的野孩子们唱的造反歌声音越来越响亮，有时还有人越过篱笆向巴金家中丢石子，高喊“打倒走资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等口号，小狗包弟不懂主人正忧心忡忡，它一听见篱笆外面的人声就叫了起来，这使屋内空气更加紧张。同时屋外的卡车驶过的声音也比往常多了，大批红卫兵正向四邻敲门，进行抄家。有时还隐隐约约，听见造反派的吆喝声，和被抄人家的孩子和妇女哭声。这些声音越到深夜，越听得清，这不能不使人联想起几十年前巴金在成都老家，看到过的军阀统率下的一群哗变的士兵，挨家挨户勒索钱财时的景象。

面对这样一个异乎寻常的局面，巴金与萧珊只得与九姑李琼如商量，把一部分信件和书籍烧毁，以免引起无谓的纠纷。当时被烧毁的有保存了四十多年的大哥李尧枚给巴金与三哥尧林的一百多封家信，和保存了三十五年的大哥临死前写的绝命书抄本。被毁的书籍中还有《金瓶梅词话》等不适宜青年阅读的书。他们把这些信和书放在厨房灶头里烧毁后，心头好像去掉了一件重物，感到轻松。而偏在这时，与巴金家的院子只隔一道篱笆的邻居被抄家了，那边住的是一个老年人，他过去曾是一家工厂的资方，来他家“破四旧”的人不少，一边叱骂，一边抢拿，人来人往，叫叫嚷嚷，还摔坛坛罐罐，情景非常可怕，而附近小孩又不时来巴金家敲大门，说要来把狗捉去，使巴金和萧珊一夜不曾睡好。全家老小本来都很喜欢包弟，这时不论哪个都认为小狗经常对门外狂吠，说不定会引一群人进来抄家，留着无用，还是送人，但这个时候谁还敢收留小狗呢？有人出主意，把它送到医院作科研用。巴金心有不忍，把这件事拖了几天。包弟不懂人事，它看到巴金，还是照常站起身来打躬作揖，摇尾巴，讨东西吃；巴金只好对它流泪。隔了几天，空气更加紧张，包弟晚上因为外面人声嘈杂，它的叫声也就不断，巴金只得请九姑把它送往医院去了。送去之后，巴金心里还是不能平静，他不但看到包弟向他打躬作揖要东西吃，还看到它被医师送上手术台割开肚皮，作解剖用。他醒来，只感到自己无地自容。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在作协资料室过半靠边生活的阶段也结束了。造反派一纸“勒令”，把他和白危也并入了“牛鬼”队，和孔罗荪、王西彦、吴强、师陀、魏金枝等一起接受批斗。

巴金的幻梦全部破灭。张春桥、姚文元设在丁香花园的御用写作班，直接写了揭发巴金的大字报张贴在作协的中央大厅里，并给已金加了个“黑老K”的头衔，意思是巴金在文艺界影响之大等于扑克牌里仅次于“A”的“老K”。写作班的作用非同小可，它是直通中央文革的！这样，打倒黑老K巴金就在上海作家协会内掀起了一个高潮。上海作家协会内的楼梯口，从三楼顶端挂下了长达十几米长的直幅标语，一直拖到地面上，上面写着：“彻底打倒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巴金，批倒邪书十四卷《巴金文集》。”接着，作协“文革领导小组”就有人来通知巴金，说他“态度不老实”，革命群众要对他采取行动，当即派了机关红卫兵到巴金家中进行抄检。他们从上午抄到下午，连中饭也从作协食堂送到现场来吃，足足经历了六七个小时，才把书橱都贴上封条，把他们认为可以“追查”的东西都拿走，逼着萧珊交代银行存款存单的下落，以便追缴，临走时还贴了一张揭发巴金“罪行”的大字报在他家门廊的入口处，对巴金威胁说：“你再不老实交代，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到大门口，看你以后怎样过日子！”意思是如果把大字报贴到大门口，过路人都可以进来胡作非为。因此，后来有人还解释，这还是一次“保护性抄家”。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样结束，这次抄家只是个开始。接着就是无数次迫害接踵而来：不是在“牛棚”被提审，就是让造反派带到别的单位去揪斗；另外，是不断被“勒令”写思想汇报，承认人家对自己的批判十分正确，击中自己的要害，然后感谢“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挽救，称道“造反派”是自己的救星。而这种迫害，一天比一天厉害，最初是低头认罪，后来是九十度弯腰，更后来索性“坐喷气式飞机”，……一到晚上，总是精疲力尽，深夜回家，还得防备南来北往的红卫兵亲临家中进行突袭。他们有的三三两两，有的成群结队，有的翻墙进来，有的公开敲门闯入，只要臂上缠着“红卫兵”或“造反派”臂章，都可以叫你全家乖乖的听他大声吆喝。他们可以在你家中要拿什么就拿什么，没有人会来打抱不平，也没有公安人员敢来这里维持治安，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上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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