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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双方又因李元度事件矛盾再起，更加尖锐，终导致李鸿章负气出走。李元度（字次青）是曾国藩“辛苦久从之将”，曾国藩在靖港、九江和樟树镇败绩后的艰难岁月中，曾经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曾国藩自称与李元度的“情谊之厚始终不渝”。李元度擅长文学而不知兵，只因曾国藩私情荐举，才升任徽宁池太广道，领兵驻防徽州。当太平军李侍贤部来攻时，李元度违反曾国藩坚壁自守的指令，出城接仗，一触即溃，徽州易手。李元度徘徊浙赣边境，经久不归，后来虽然回到祁门，但不久又私自离去。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定具疏劾之，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来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他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曾国藩生气地说：“听君之便”。10月25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日内因徽州之败，深恶次青，而又见同人多不明大义，不达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从曾国藩手书日记原稿看，曾国藩在“而”与“又见”之间圈掉“少荃”二字，他的原意可能要写“少荃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其实，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批评是切中要害的。李鸿章鉴于自己意见被拒和祁门奇险万状形势，便愤然辞幕，离开祁门，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

无奈何辗返曾府

李鸿章一怒之下愤然离开曾国藩幕府，回到南昌他哥哥家中闲住了一年之久。此事使曾国藩大为恼火，认为李鸿章不明大义，不达事理，在自己困难时借故离去，得出“此君难与共患难”之结论。此事也使李鸿章愤怒异常，他对人说自己原认为曾国藩为豪杰之士，能容纳不同意见、各种人物，“今乃知非也”。

李鸿章回到老家之后，因为局势恶劣，他发现自己竟然走投无路了。他想去福建补缺，可是他在福建的朋友沈葆桢劝他不要去，说福建政事“糜烂”。李鸿章走后，曾、李二人并没有中断友情，仍有书信往来。胡林翼在二人之间做了很多调解的工作。而且，曾国藩切实地感到身边少了李鸿章，犹如少了左膀右臂，不禁又想起李鸿章的种种好处来。特别是祁门果然遇到了大麻烦。太平军占领徽州之后，忠王李秀成直逼祁门。曾国藩犹如瓮中之鳖，他写好了遗书，准备一死了之。所幸李秀成没有进攻祁门，曾国藩才幸免于难，所部也不得不撤离祁门。此外，身为曾、李二人好友的郭嵩焘闻知李鸿章出走，给李鸿章写信说：当今之下，能依靠个人力量崛起是非常艰难的，只有依靠可以信赖的人。你应当心胸宽阔，以功名为重，还是重新回到曾国藩身边为好。

李鸿章本来就很后悔自己的负气行为，看到好友如此劝说，不觉感叹郭嵩焘的远见卓识。在李鸿章成为显赫的大人物之后，唯有和郭嵩焘之间的友情最是真正的“君子之交”。郭嵩焘没有派系成见，独往独来，眼光深远，“能言他人所不能、所不敢、所不知之言”。一身兼具新学和旧学的两大本领，却长期背负着“独醒之累”，犹如楚大夫屈原，很难得到世人的理解和认识，是一个孤独的前行者。

此时，曾国藩也给李鸿章写信，恳切邀请他回来。1861年7月，李鸿章又回到曾国藩的大营，二人又开始了密切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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