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淮军和太平军双方第一次交战，当时李鸿章带来的是树字营、春字营等。春字营很快就抵挡不住往桥边逃跑，李鸿章正坐在虹桥桥头督战。他一把抓住带队的张遇春对士兵下令道：拿刀来把他的头砍了！张遇春只好又带人往回冲。张遇春是李鸿章的旧部，是李鸿章十分信任的人。但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李鸿章就毫不留情了。经过虹桥、北新泾、四江口三场战役，李鸿章率领淮军守住了上海，使得那些最初耻笑淮军是“乞丐兵”的人开始对淮军刮目相看。

立足之后，李鸿章开始整顿江苏省的吏治，并多方延揽人才。李鸿章认为，江苏和各省一样，官场腐败到极点，而上海尤为突出。

其特点是官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物。为了贪财捞钱，他们不惜媚外卖权，从中以饱私囊；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他们相互勾结，巧取豪夺，置国法而不顾。主观上李鸿章虽很想把江苏一省尤其是上海的官场腐败风气扭转过来，但在客观上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初到上海，强龙难斗地头蛇，但为了求得淮军生存，他采取了“有选择地加以惩治”的办法，尽自己的能力对吏治进行了一番整顿。同时，李鸿章还起用了一批务实肯干、能力出众的人才，例如郭嵩焘、丁日昌等人。与此同时，李鸿章开始建立自己的幕府，幕府中很快召集了一大批各种各样有能力的人才。其中有精通数学、天文、机器制造的科学家；有懂得会计、钱谷之事的经济学人才；有熟悉兵法懂得计谋的军事人才等等。李鸿章用人是从实际需要出发，而且能做到人尽其才，最大限度地发挥调动幕僚们的积极性和能力。李鸿章还善于发现人才，上海那个钱鼎铭，也被李鸿章收归旗下，让他为淮军办理营务。这些人被李鸿章聚集在一起，齐心协力做好江苏的事情，做好淮军的事情，做好李鸿章交办的事情。

李鸿章做的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征集军饷。

曾国藩极力举荐李鸿章援沪，除了单纯的军事和政治目的外，还存在着以上海税收支助湘军的打算。上海自五口通商以后，工商业在外国货物的刺激之下日趋繁荣，海关洋税的收入日渐增多，但仍入不敷出，与所需差距甚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鸿章果断采取了海关厘税分收分用的政策。

李鸿章用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会防局和镇江绿营的费用，用厘金承担湘军和淮军的军费。当时上海的厘金收取是全国最高的。厘金的税额是按照商品价格的百分比收取，值百抽一，百分之一为一厘。李鸿章认为，从商人手中多收点钱，胜过从农民身上收税。厘金的用途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比从民间收税更方便。在李鸿章的多方筹措下，厘金大笔地进入了湘军和淮军的银库，从而使得军饷有专拨之款，更主动而有效地控制了饷源。不仅基本上解决了淮军的饷需问题，还以大批金钱和物资支助了湘军在西线战场的作战。

然而，曾国藩还不满足，希望李鸿章能筹集更多的军饷。李鸿章对于曾国藩的推举一直心存感激，所以对于曾国藩交办的事情尽心尽力地去做，并未因自己得势就弃曾国藩而去。相反地，他比当幕僚的时候更加服从曾国藩，体现了顾全大局的一贯行为方式。在上海半年，李鸿章就为曾国藩筹集到军饷9万两。此外，他还给曾氏兄弟送去大批武器，支持他们的军需装备。

扶摇直上任苏抚（3）

当时，江苏的吏治特别坏，其中以前江苏布政使王有龄（时为浙江巡抚）为罪魁祸首。王有龄提拔的几个干部如苏松太道吴熙、苏州知府吴云、苏松粮道杨坊等都是贪污腐化分子。做了一番深入调查之后，李鸿章开始采取行动。他让吴熙管理关税，以前归吴熙管理的厘金改由幕僚薛书常管理。接着要求吴熙要做出明确的账目定期汇报，吴熙只好开始做假账，以求蒙混过关。

有一天，李鸿章喝酒之后，来到吴熙家中。对吴熙说：有人说你账目不清，现在总理衙门正要查你呢。你告诉我实话，你的账目有没有问题？如果你真有问题，那我想办法帮你找人疏通一下。吴熙看李鸿章喝多了，于是心里没有任何怀疑，拿出账本交给李鸿章说，你看看吧。李鸿章看了一会儿说，我今天喝酒喝得头疼，看不清楚。我回去好好帮你看看账面怎么样？吴熙就这样把自己的罪证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回去后，马上找了几个精通会计的幕僚仔细审核，发现了账目中的很多问题。第二天，李鸿章就轻易地收拾了吴熙，改派黄芳和刘郇膏掌管海关和布政使司。刘郇膏以前在上海当县令的时候的声誉较好，被百姓称为“刘青天”。他还是李鸿章的同年，李鸿章对他比较了解。杨坊看到李鸿章收拾了吴熙，吓得主动辞去了苏松粮道的职务。李鸿章把这个职务交给了自己的老同学郭嵩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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