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提督事件始末（2）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按照英国政府规定，大英帝国臣民不得为第三国作战，英国政府保持中立，琅威理为避嫌而去职，改由德国人式百龄担任总教习。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接受海战失利的教训，痛定思痛，决定大办海军，于1885年九月初五日，成立中央海军机构海军衙门，所有水师系归其节制调遣。一时各国政府纷纷派本国军官前来应聘，希望接替琅威理的职务。英国政府也意识到琅威理的重要性，晋升其上校军衔和舰长，要求其返回中国继续任职。李鸿章电请琅威理回华复职，赫德等也极力恳劝，并请英国外交部代为敦促。琅威理要求在训练中采用英制，雇佣英人，并授予其训练全权，在得到李鸿章同意后，1886年春，琅威理重返北洋海军，受到李鸿章、丁汝昌和北洋官兵的热烈欢迎。其时正是用人之际，北洋统帅丁汝昌乃陆军出身，对指挥海军毫无经验，海军官兵甚至很多人连“经纬仪”、“指南针”都分不清。琅威理回任后，3个月内使一盘散沙的海军变得整齐可观，得到清政府颁发的二等宝星勋章。同年四月，醇亲王大阅海军，因海军建设卓有成效，赏赐琅威理提督军衔。李鸿章在电文里也经常用“提督衔琅威理”或“丁、琅二提督”的称谓。在北洋海军的正式公文中，琅威理的头衔也全是“提督”。可是后来经过“撤旗事件”后，琅威理发觉这个头衔是空的，自己没有一点实权。

1890年3月，北洋舰队至南中国海例行操巡。提督丁汝昌率镇远等四舰巡查海南岛，总教习琅威理则留守香港。香港乃英人汇聚之所，琅威理忙不迭地下船去和同乡炫耀自己的官位和成绩，直到天黑才回到船上。按海军惯例，提督离船降提督旗改升总兵旗。

琅威理的校友——海军留学生刘步蟾下令升起总兵旗。琅威理看到提督旗撤下，非常不悦，因为在他心目中，自己和丁汝昌平起平坐，提督旗是俩人共同拥有的。他还经常和部下说：“北洋海军有两个提督！”于是他跑去问刘步蟾，丁汝昌走了，我还在，我也是提督，提督旗怎么能撤下呢？刘步蟾毕业于英国海军名校，他平时便看不上这位洋提督，加上海军中多为闽籍，琅威理曾上书李鸿章，提出“兵船管驾，不应专用闽人”，大家早就对他愤恨。于是刘步蟾对琅的质问不做理会，琅威理只好致电李鸿章，这就是著名的“撤旗事件”。

李鸿章对此事并未重视，搁置不理。琅威理却感到备受侮辱，跑到天津威胁李鸿章，如果不严惩刘步蟾，他马上辞职！李鸿章偏偏不信邪，留下一句话：愿走愿留，悉听尊便。琅威理一怒之下，再次辞职。

琅威理辞职后，在华的外国报纸纷纷为琅氏鸣不平，谴责李鸿章背信弃义。《中国时报》报道说，琅威理纯粹受骗上当。因为聘任合同写得明明白白，琅威理必须拥有实权。升旗事件绝非偶然，而是李鸿章和北洋军官的卑鄙阴谋。《北华捷报》描述得更为悲壮：外国人以辛勤劳动和忠诚人格换来的却是忘恩负义、过河拆桥。除非外籍军官与中国人同流合污，慵懒堕落，否则便会遭到嫉妒和排挤。事件不断升级，渐至超出李鸿章和琅威理的个人矛盾，上升为中英两国间的外交冲突。英国政府态度强硬，禁止英国军官为中国军队服务，驱逐英国海军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中英关系因琅威理辞职事件陷入僵局。

合纵连横护颜面（1）

就在中秘换约前半年，因“马嘉理案”而引发了持续一年半的中英交涉。如果说在中秘订约谈判和换约中，李鸿章的特点是执意抗争的话，那么在中英交涉中，李鸿章就以“委曲求全”而著称了。

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清政府认为列强意在通商而不是要推翻其统治取而代之，意识到可以利用列强来镇压太平天国，因而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同时，出于种种原因，列强之间对中国实行了被称为“合作政策”的联合侵略政策。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的局面。然而，各帝国主义国家实际都想实现自己在华利益的最大化，表面的合作之下暗中却各自加紧侵略活动，所以它们对华侵略的“合作政策”根本不可能持久。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列强纷纷加紧在华的侵略活动，中国西北、东南和西南的边疆危机几乎同时出现。如俄、英染指争夺新疆，日本开始侵台试探，英、法两国分别加强了对缅甸和越南的侵略，其意在侵入我国的西南边陲。这些，标志着边疆普遍危机的开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马嘉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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