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4月，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签订了《天津条约》。条款大意是：“朝鲜再不是中国的附属国，中日共管朝鲜大事”。这样日本就获得了随时向朝鲜派兵的特权。此后，李鸿章把袁世凯派到朝鲜，加强对朝鲜的控制。袁世凯不负众望，把朝鲜的政治局面控制得很牢，并在经济上给予朝鲜很多帮助。
1889年，美、德、俄等国先后与日本签订新约，放弃对日本的特权。1890年，英国也同意废止英国在日本的领事裁判权。这时候的日本，经济发展很快，已经成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它就要同列强一起，来争夺中国这块肥肉了。
甲午硝烟乱纷纷（1）
1894年，即阴历甲午年，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带有灾难性的年头。日本利用朝鲜问题，把缺乏警觉的李鸿章拖进了预设的战争陷阱。
甲午战争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日本大体上确立了以军事工业和轻工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并完成了针对中国的扩军备战计划；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政潮迭起，局势不稳。为了维持自身的统治地位和满足地主资产阶级对外扩张的需要，伊藤博文内阁走上了发动侵华战争的道路。
正当日本加紧准备侵华战争的时候，清朝统治层却正在忙于内部权力之争。1889年，光绪年届十九，并已完婚，按照清朝惯例，已经成人，慈禧觉得不便继续“训政”，只得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亲政”。所谓“亲政”和“训政”的不同处，只是光绪先看奏折，然后再请慈禧懿旨。由于慈禧肆意干涉用人、行政大权，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未免愤愤不平，光绪也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于是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一个并无正式组织形式的小集团，与集合在慈禧周围的庞大官僚集团隐然相对。时人称前者为“帝党”，后者为“后党”。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龢。翁氏先后为同治、光绪师傅，历任刑、工、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是一个“尊王攘夷”论者。帝党的主要成员是光绪的近臣和翁同龢的故旧门生，如珍妃、瑾妃的胞兄礼部侍郎志锐、珍妃的师傅侍讲学士文廷式，以及经筵讲席官李文田、侍读学士陆宝忠；翁同龢的至好吏部侍郎汪鸣銮，门生张謇，还有被称为“后清流”的编修黄绍箕、丁立钧、国子监祭酒盛显、刑部主事沈曾植等。帝党除翁同龢在政府中有相当权势外，其余无拳无勇，多是词馆清显，台谏要角，议论风生，没有实权。帝后两党都是封建统治集团，双方矛盾的焦点是争夺最高统治权。当然，帝后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方面也有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的差异。后党以利禄笼络李鸿章，企图借助淮系集团的军事、政治、经济实力，巩固既得权势。李鸿章虽然赞许帝党革新内政的主张，但是既不满于帝党在“抵御外侮”中“一意主战”的态度，又鉴于后党掌握着清政府实权、主宰着自己宦海浮沉的现实，因而倾向后党。帝党因无军队作支柱，积极笼络湘系集团，而刘坤一等湘系首领基于同淮系集团争夺权势的需要，在政治上接近帝党。
1894年是慈禧六十大寿之年。慈禧一心举办盛大庆典，借以满足个人虚荣心和扩大后党权势。从年初开始，慈禧就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等“总办万寿庆典”，广征献纳，肆意挥霍，准备在生日那天，在颐和园接受百官朝贺，然后回宫。自颐和园到西华门，沿路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及点设其他景物，“以昭敬慎，而壮观瞻”。她还“殊恩特沛”，用加官晋爵的办法，笼络亲贵和文武大臣，封奕劻为庆亲王，赐李鸿章三眼花翎，以下赏赐有加。慈禧的举措，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帝党的不满。及至日本入侵朝鲜之后，帝后党争就因外交问题而日趋复杂和激化。
1894年3月，朝鲜南部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统治者极为恐慌，请中国出兵助剿起义军。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好机会。为了诱使清政府出兵干涉，以制造侵略借口，便通过日本驻朝使馆翻译官郑永邦向袁世凯表示：“如果清朝出兵干息朝鲜内乱，日本一定不会干涉。”这使得袁世凯坚信日本不会派兵干涉，从而一再致电李鸿章迅速派兵援朝。
甲午硝烟乱纷纷（2）
6月4日，李鸿章又接到朝鲜政府关于“酌派数队，速来代剿”的请求。于是李鸿章决定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统兵1600人进驻朝鲜汉城以南的牙山，会同朝鲜政府镇压“东学党”起义，并按照1885年中日《天津条约》由驻日公使汪凤藻通知日本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消息。日本政府见清政府已出兵，便以“保护”日本使馆和侨民为名，命第五师团大举进入朝鲜，并于6月10日占领了汉城。袁世凯针对日本同时派兵入朝的异常情况，电告李鸿章拿主意。这时李鸿章也看不出日本侵略的最终目的，寄希望于外交上解决，一厢情愿地避战求和，在军事上防备考虑不充分。朝鲜“东学党”起义被镇压后，李鸿章以“韩乱”已经平息，向日本提出中日同时撤兵。日本非但不允许，反而继续增兵，一月之内派到朝鲜的军队达万余人，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已昭然若揭。李鸿章知日本居心叵测，只好一面电告中国驻朝军队：“日内外俱备，我备未齐，不宜先露心机。”一面紧张地进行外交活动，幻想西方列强尤其是英、俄等国出面调停，促使日本撤兵。日本则以默许英、俄等国的在华利益为条件，换取了列强各国在中日两国冲突中采取有利于日本的“中立”立场。李鸿章的外交活动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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