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四，李鸿章和法国新任公使脱利古（又译为德理固）在上海会晤。脱利古拒不承认越南与中国的臣属关系，坚决要对越南采取军事行动。李鸿章掌握了之前刘永福已在河内附近大败法军的情况；而且当时法国已向越南增兵，派遣了4艘铁甲舰、军舰和3000名陆军士兵；法国议院已作出无限制增加军费的决定，准备一血耻辱，而脱利古此行目的就是取消宝海原订协定。因此在结束了与脱利古的谈判后，他马上向总署报告，说：中国只有北洋的扬威、超勇和南洋的扬武、超武几艘可以用于保卫海疆，军队是兵单饷匮，海军还在筹建和训练之中，与法国开战无异以卵击石，如今之计应先与之周旋拖延，争取时间想别的法子。第二天，他又给张之洞写信，说明法国是想要因越南“孱小”而“逞强贪利”，拒不承认越南的中国属国地位，中法关系破裂是“意中事也”，但一旦开战，中国胜算不大。

十七日，李鸿章向朝廷提出备战求和的建议并进行了分析：法国占领越南对中国构成威胁还是以后的事，而一旦中法开战，那么中国将面临直接的威胁。如果中国出兵越南，法国将以此为借口攻入中国，影响整个国家。因此滇粤防务应以加强战备为主，同时应遣使赴法与之谈判。朝廷先让李鸿章到广东，后来又调他到上海，对此李鸿章颇有微词，他给张佩纶写信说：“枢廷调度轻率，令人寒心。”但当得知朝廷已于十六日让他回任北洋总督筹划全局时，他满意了。他在回天津的途中顺便巡视了烟台、旅顺、威海的防务，于六月初六回到天津。李鸿章已经发觉中国海防不足，在六七月间连上三折，提出三点要求：展修到通州的电报线；购铁甲舰，造铁路火车；开采煤矿。他声称中国的现代化一旦实现，“外人断不敢轻于称兵恫吓”。七月二十三日，越南被迫与法国签订《顺化条约》，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这表明越南国王已经倒向法国。这是公然对中国宗主权的侵犯，清政府十分恼火，九月二十日，发布上谕：

不败而败留怨言（3）

法人已与越南立约，必将以驱逐刘团为名，专力于北圻，滇粤门户，岂可任令侵逼。现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使，告以越南久列藩封，历经中国用兵剿匪，力为保护，为天下各国所共知，今乃侵陵无已，岂能受此蔑视？倘竟侵入我军驻扎之地，唯有开仗，不能坐视等语。此后法人如欲逞兵于北圻，则我之用兵。固属名正言顺。……倘法人竟以兵力来华寻衅，必应先自戒备，着左宗棠、李鸿章、张树声、倪文蔚、裕宽，迅筹布置，不可视为缓图。天津密迩京师，关系尤重，李鸿章筹办海防有年，为朝廷所倚重，为天下所责备，尤应勉力图维，不得意存诿卸。将此由六百里各密谕知之。钦此。

李鸿章和曾纪泽分别与法国方面进行了持久的谈判，由于法国的诸多要求无法让中方接受，谈判破裂。

在朝将领吴长庆曾提出调部分兵力回烟台。李鸿章于九月初三回信分析当前形势，说法越新约签订表明，虽然越南国王号还在，但是越南已经投降了法国，朝廷里主张一旦出现危急情况将调回驻朝之兵，但我认为不应慌乱，再过两月冬季到来，北方的各港口都封冻，自然就阻挡了在越南的法国海军北进的步伐。而且日本加紧侵朝，朝鲜的王公大臣们对中国的态度有所动摇，正在观望越南局势，想以此决定下一步的决定，这样，中国驻朝大军更不应轻易回撤，而应留驻，起到强大的威慑作用。

这些情况都说明，李鸿章认为朝鲜的战略地位远比越南重要，这也是他为什么不想在广东和上海停留，而极力要回到天津的真正原因。一般人们都指责李鸿章此举是要保护自己在北洋地区的势力，然而实际上此时朝鲜的局势也是极为动荡不安的，而且其问题的确远比越南严重得多。客观地说，正是因为李鸿章及时返回天津，而且力主保持中国在朝鲜的驻军数量，才确保了北方的稳定。

总署也准备向各国通报法国对越南的侵略情况，同时命令边防部队迎击进犯的法军。九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向总署提出自己的意见，说中国一直对藩国实行的政策都是只注重虚文，光是进行一些册封和朝贡的虚务，没有采取实际有效的举措，而且也没有对法越《西贡条约》进行严厉的驳斥，以致让法国钻了空子。当前中国还不具备推翻本年七月的法越《顺化条约》的力量，建议朝廷暂时不要将中法争端照会各国，而应尽快以和谈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总署不予理睬，仍照会各国：中国坚决保护越南藩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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