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在与李鸿章的初步谈判中虽然碰了钉子，但却从李鸿章的谈话中了解到，如果他看到沙皇想修这条铁路的话，是会同意的。因此，维特建议沙皇接见李鸿章。

5月4日，李鸿章在皇帝行宫拜会沙皇，“面呈国书，宝星，并读颂词”。5月7日，沙皇再次秘密接见李鸿章，“令带经方传话，不使他人闻知。”沙皇把李鸿章引至便殿，赐坐畅谈，说：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地。中俄交情，近加亲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华自办恐力不足，或令在沪俄华银行承办，妥立章程，由华节制，定无流弊，各国多有此事例，劝请酌办。将来倭、英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

李鸿章在会谈后电告总理衙门，认为沙皇的主张比维特“前议和厚”。所谓“和厚”云云，无非是指沙皇承诺“不侵占人尺寸地”、东省接路“由华节制”、援助中国对抗英、日而言。李鸿章相信了沙皇的承诺。在他的心目中，作为国主，一言九鼎，怎能会骗人呢！从5月8日开始，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和维特一起，继续与李鸿章谈判。李鸿章将谈判情况随时电告总理衙门请代奏，总理衙门内部多由翁同龢、张荫桓经办，会商奕?、奕劻等，请旨电示李鸿章。罗拔诺夫和维特秉承沙皇意旨，企图以签订“华有事俄助”的密约来换取“东省接路权”。而李鸿章和清政府则主张“自办接路”和签订互助条约，以期确保路权和争取外援。罗拔诺夫和维特步步进逼，李鸿章节节退让。他们之间的谈判，是从彼得堡开始在莫斯科结束的。

误入陷阱签密约（3）

李鸿章于5月18日到达莫斯科，随后参加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应邀“入宫庆贺”，“居各国专使首班，颇蒙温语”，并被授予宝星“头等第二，大小两枚，皆钻石密嵌”。沙皇对于李鸿章的接待，既优礼有加，极尽笼络之能事，又不事张扬，以免引起外国的猜忌。维特说：在《政府公报》上，关于李鸿章的消息最少，“根本没有提到他在彼得堡受接待的事，也没有提到他在莫斯科受接待以及他在加冕典礼后受到接见的情况。”

5月下旬，李鸿章认为事已至此，无法再争，致电总理衙门，说“时促事烦，求及早请旨，电复遵办。”翁同龢、张荫桓同奕?、奕劻、李鸿藻、荣禄等“会商联俄事”，“将所有密电录稿公阅，遂议照办。即定议，乃拟旨一通。”28日请旨允准，29日翁同龢亲至张荫桓处拍发电旨，既批准在条约上“画押”，又要对“约内字句”做些改动。6月3日，李鸿章与罗拔诺夫、维特代表两国政府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俗称《中俄密约》上签字。维特在回忆录中叙述了当时发生的一个戏剧性情节：由罗拔诺夫起草的《中俄密约》第一款，本来规定中俄军事同盟要对付“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维特认为这会使俄国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招致许多欧洲国家的反对。他向沙皇建议删去“或与日本同盟之国”这几个字，沙皇表示赞成，并令罗拔诺夫照办。及至签字那一天，当双方代表已经在桌旁就座之后，维特突然发现正式文本上这几个字并没有删去，大吃一惊，于是立刻将主持仪式的罗拔诺夫叫到一旁，小声告诉他这件事。罗拔诺夫猛击一下前额，说：“唉，真糟糕，我忘对秘书讲了，忘记要他们把这款改写成初稿那个样子。”不过，他终究是一位外交老手，具有随机应变的本领。他看了看表，已经十二点一刻了，他拍了几下巴掌，有几个人进来，他便说：“我们现在进餐！”接着他就对李鸿章和在场的其他人说“现在已经过十二点了，让我们先进餐，否则菜就不好吃了，我们吃完后再签字。”当大家去进餐时，他特地留下两位秘书，将条约文本做了必要的改正，这样一来，餐后摆在桌子上的已经不是刚才那两份条约文本，而是有一款已做改动的文本了。可悲的是，李鸿章中了维特和罗拔诺夫串演的江湖骗子式的“掉包计”而丝毫没有察觉，立即在“改动的文本”上签了字。

《中俄密约》共六条，主要内容是：日本如侵犯俄国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时，中俄两国共同出兵并互相接济粮食、军火；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铁路直达海参崴……

这个条约是俄国精心策划的侵略阴谋和清政府推行“联俄制日”政策的产物，它使俄国在中俄共同防敌的幌子下，不仅骗取了在中国东北建筑过境铁路的特权，而且为其海陆军侵入中国领土开了方便之门。

李鸿章在和俄国签订有失中国主权的《中俄密约》后，对外秘而不宣，便回到了中国。李鸿章心满意足地说，《中俄密约》能保证我大清国的边疆20年无事。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密约居然连一年的时间都没有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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