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至此，不能不使人备感遗憾，近代中国的历史被李鸿章的后一种预言不幸而言中，近代中国“无以自强”，迅速强大的日本岂止是“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而是成为中国最疯狂的侵略者。不过，几年后当他初掌全国“外交权”时，却一度忘记此言，居然主张“联合日本”对抗西方！这说明，当时他提出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主要是为了激励国人。

他痛心国人对世界大势蒙昧无知，拒不变改，语重心长地引用苏东坡的话说：变革“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有为，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也就是说，当形势从容足可以变革时，人们总不相信危机在即，因此拒不改革；直到危机来临时，人们才相信应当变革，只是这时往往已没有时间了。纵观晚清历史，清政府就是这样被形势步步紧逼，一误再误，最终丧失变革图存机会的。

最后，李鸿章指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的确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世界工业发展史表明，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李鸿章提出“觅制器之器”直接进入用机器制造机器的阶段，将大大缩短从手工制造机器到用机器制造机器的历史过程。“觅制器之器”自然要有“制器之人”，而中国传统考“八股”文章的科举制度根本培养不出“制器”之人，他提出只有在科举考试中把自然科学知识“专设一科”以培养“制器之人”，确属洞见，但当时却是惊世骇俗之论，恭亲王奕?在呈皇上的奏折中对此也只字不提。然而40余年后，科举终被完全废除，不知在白白浪费40年时光后，人们是否想起李鸿章的这番建议。

但对李鸿章此信提出的派京城火器营兵弁到江苏学习炸炮的建议，恭亲王却赞赏有加，并奏准实行。值得一提的是，恭亲王在奏折中特别强调“京营学成后，只可推之各省驻防旗兵学制。缘旗人居有定所，较易防闲，仍禁民间学习，以免别滋流弊”。而慈禧当即下谕说：“该弁兵等到苏后，该抚务须加意稽查，妥为防闲，俾秘妙之传不至稍有漏泄，方为妥善。”清政府对民间深抱警惧的心态，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

兴办军工求自强（1）

和老师曾国藩一样，李鸿章的洋务活动也是从军事开始的，而他在中国军事近代化方面的贡献，要远远超过他的老师，也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其他洋务大臣。这一方面和他不拘成法的办事风格有关，同时也是和他刚一出山就被派往列强盘踞的上海，推行“华洋会剿”政策的特殊情况有关。这一点，又是曾国藩有意为之的了。

1862年，李秀成率领大军攻打上海，上海派人向曾国藩紧急求援，经过仔细考虑，曾国藩决定派李鸿章前往上海，同时编练淮军，一方面抵抗太平军，实现战略包围，同时也是派得力干将，抢占这个重要的军饷来源地和洋务的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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