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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北部却在继续成长着。人、金钱和生产力带着新型机器和新思想在几十年内产生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威胁着南部，并最终打破了它的优势地位，就如同是先行者们挥动斧子向西部开辟道路一样，他们前进的步伐引起了南方奴隶主们的恐慌；他们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倘若一个人有被排挤到少数派中的危险，那他就必须巩固自己在多数派里的中心地位。当一种新的对劳动无尽的恐惧缓缓蔓延，当从欧洲来的大批移民，把森林变成良田、把荒原变成草地、把灌木丛变成城市，当大地被从千年沉睡中唤醒并被开采出金和银、铁和铅时，崭新的西部成为了南部的梦魇；因为那里的一切都是白人们用双手创建出来的，那里使整个机体活跃起来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白色的，它们威胁着南方那些黑色细胞的权力。南部的大奴隶主们若是一旦失去这种权力，他们的政权便会渐渐消亡；而若想要在华盛顿继续保证这种权力，他们将会同时受到道义和实践的困扰。

他们还有什么办法抵制这种力量，实现自我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以分裂相威胁。古巴和拉丁美洲在他们之前不就是这样做的吗？这几个盛产棉花、小麦和茶叶的国家，气候更加炎热，因而更需要黑奴们的劳动。难道英国会不去保护那些与合众国中央政府分离的地区，借以报复上个世纪美国人对它的背叛和脱离吗？

如果上世纪叛乱者们的子孙想要脱离自己的堂兄弟的话，那他们一定也在期望得到欧洲大陆的某种奖赏。没有什么人能剥夺南方人的自由！在他们得意洋洋的时候，已经被削弱了的北方或许会由于外部的干涉，至少是由于欧洲的经济措施而发生倒退，最后被迫做出让步，尽管现在它一直不断努力以求避免走出这一步。

这种困境也的确使得北部一步步地作着退让。最开始做出的妥协是这样的：除了密苏里之外，北部不允许再建立蓄奴州。而后是：基于居民们的愿望还可以再建立四个蓄奴州。再然后就是辉格党人，也就是亨利。克莱本人做出的退让，他在新的斗争中找到了这样一条出路：从墨西哥接管的新州可以蓄奴；而年轻的加利福尼亚是个自由的州；除此之外他还又加重了对逃亡奴隶施行拘捕的法律。于是尽管古老的贵格会教徒思想以及每一颗心灵都为此而感到愤慨，但“奴隶是物不是人”这样一条理论，一直到最北部都得到了承认。每一个公民在路上见到逃亡的奴隶都有义务把他抓住，抓住一个这样的黑奴，可以获得十个美元，这样，每一个人就都被培养成了奴隶捕头。

这种斗争里经济、道德和感情的因素比重相当。既然北部想在西部安排白人，那么南方便想在那儿安排奴隶；既然北部为了保护它的产品而需要垄断权的话，那么南部就要求其“产品”的自由贸易和出口。在北部，每一个贫穷的白人都应该是反对蓄奴制的，因为那可能会抢走他的工作机会；而在南部，蓄奴却会让一个白人获得他剩下的惟—一点自尊，因为他会看到社会上还生活着比自己更为卑贱的人。

在北部，劳动得到尊重，而在南部，劳动却受到蔑视：这就是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权威和民主，继承者和创业者，传统和生机之间的斗争。棉花等作物并不是这种斗争的理由，只不过使它清晰地表现出来罢了。

南部人头脑里已经产生了一种“棉花哲学”，并由此创造了一种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新式形而上学。若说北方正高呼着所谓的“自由工人”理论：主张自由的土地，自由地工作，自由地言论的话，那么，南部所拥有的就仅仅是那些在小小的法庭上，以上帝的口吻对黑人们为所欲为的神甫了。当然，南方人也有自己的理论，林肯从一本北部某大学写的名叫《纯粹的野蛮人》的书里读到了这样一段话：“欧洲西部的自由社会是种错误，即使在美国它也逃脱不了崩溃的下场。对此，北方也表示默认。”那篇文章的作者甚至建议去奴役白人，分给主人们新的土地，而后再将白人失业者作为农奴分给他们。“拥有一千美元的人可以成为一个一般的贫穷白人的监护人——用”监护人“是因为”主人“这个字眼已经遭人唾弃了——谁有一万美元，就可以获得十个农奴，一百万美元便可获得一千个农奴。这种作法完全被认为是”

公正的善行“，原因是即便是现在，在一种和刚才的描述几乎相同的情形下，资本家们也仍旧进行着统治，凭借着穷人的劳动生活，享受着奢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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