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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真的能抽身隐退，以逃避内心的矛盾吗？不可能，因为三十年来，他一直浮沉于戎马生涯从他记事起，他就在弗吉尼亚的森林、小山和湖泊之间，观望着日出日落。这里的边境离南北边界很近，情势危急。而阿灵顿，这块国家的圣地，又恰恰是他受命管理的地方，他是这里的主人。若是人人都要拿起武器，而作为一个善于征战的名将他却坐在家里无所事事，或只是去照看一下伤员。那他如何去面对亲戚和朋友？不！除了那不理智之举以外，他别无选择，因为那样做虽然难说正确，却是自然而然拒绝不掉的。他，这个认为奴隶制不合理，认为合众国至高无上，认为脱离联邦建立一个新的南方联盟就是叛国的人却因为家乡正位于南北边界上，处境特别危险，而接受了这一任务。加之，他在这块土地上作战，也可谓是轻车熟路，他所能获取的成绩一定要比在北方率军打仗辉煌得多。

然而，他追求正义的愿望却仍旧十分强烈。虽然他对自己的判断力十分自信，但还是托人捎信给他当时在北方任少尉的儿子，让他按照自己的判断原则和良心来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不想用自己的愿望和选择去左右他。倘若，我一时糊涂，走错了路，那他可能会比我做得更好。走什么路这个重要的问题，一个人必须按照自己的原则来决定。”林肯式的伟大，实实在在的宽宏大量。一年之后，他的宽容还会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前面提到过，他岳父在遗嘱中决定了，他所有的奴隶将于1862年全部获得自由。作为他的继承人和一名清教徒，李遵照遗嘱释放了所有的奴隶。这位南方奴隶军队的统帅亲自为自己的奴隶们签发了通行证，让他们越过防线去投奔敌方。

李将军的得力助手杰克逊是个和李将军同样出色的人，他们二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杰克逊也出身于一个良好的家庭，青年时代生活困苦，他是个有责任感和决断力的人，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每天他都在固定的时间进行祈祷，这种习惯陪伴了他一生。在战争岁月里，这也使得他比其他人显得更为坚强。杰克逊，和林肯一样的迷信，却由于内心的虔诚而比林肯更为平静，安息日那天，作为一名基督徒他既不读信，也不作战，而且似乎日益沉浸于宗教之中，临死时，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很好，一切都很正常。”

这里的“一切”“正常”，其实就是指一切都符合正义的要求，在任何事情中保持一种节制的态度，人们可以称之为是一种水晶般透明的内心世界。在追求正义这一点上，他和李是一样的。这种思想的重要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军事方面，而且更多的还表现在更深沉的人性层面上。特别是当听说他负伤，李给他写信表示慰问时，李写道：“您失去了左臂，我则因此仿佛痛失了我的右臂。”他们二人不只会冲锋陷阵，而且都写得一手好文章。此外，杰克逊和林肯以及李一样，也向往和平。、像他们这样的将军，在整个欧洲都是绝无仅有的。深深植根于内心的基督教精神使得杰克逊排斥这场战争：“你们不知道战争带来的灾难有多大。可我已经看够了，它所带来的比任何其它灾难都更为可怖……对于南方来说，在联邦内部为争取权力而奋斗要比脱离联邦再去争取权力明智得多。”但是，战号尚未吹响之际，南部的家乡就向他发出了号召，他便马上响应了号召，回到了南部，参加了战斗去维护奴隶制。尽管平时，他一直对于黑奴抱着深深的同情。

在执行公务时，杰克逊和林肯的风格十分不同：出于一种责任感他绝不向任何人低头屈服。即便是神父来，请求他赦免几个逃兵，也是白费唇舌。当时，他先是沉默不语，后来，当神父说到：“将军，想一想您在上帝面前的责任吧！”他便一下子跳起来，把神父赶出了帐篷，嘴里还喊着：“这是我的职务。你去做好你自己的事儿吧！”这种坚强来自于他那不可比拟的勇气，而这种勇气又恰恰来自于上帝，因为他曾说：“我的信仰告诉我，在战场上我就像在床上一样安稳。上帝已经决定了我的死期。对此我无需多费脑筋，我会随时为此作好准备的。”

他的死颇带有一些讽刺意味：在军中广受爱戴的他恰恰是被自己士兵打出的一颗流弹所伤；在用担架把他送往战地医院的途中，因为一个抬担架的士兵挨了一枪，所以他又一次摔了下来，死神就这样张开大口，毫不留情地吞噬了上帝这个最虔诚的信仰者。有人说，倘若他活着，战争的结果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当然，事实上这场战争到底是胜是败并不取决于某一位将军的生死去留。北方的强大实力以及它所实行的封锁必将导致它最终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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