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创刊号头版

这一年在言论史上，最值得一提的还是《时报》和《京话日报》的问世。6月12日，狄楚青（平子）主办的《时报》以崭新的形态在上海这个报业中心横空出世，“突然似放一异彩“。流亡日本的“钦犯“梁启超潜赴上海，手订名称、体例、发刊词等。《时报》对报纸版式进行大胆革新，“对开四版、两面印刷“就是由《时报》开始的，逐渐被读者所接受，各报所仿效，使报纸、杂志终于在形式上完全分了家。虽然《时报》筹备期间，康有为一次拨给开办费7万元，到1908年累计拨款20万元，但《时报》始终坚持了非党派的办报方针，挂的虽是日商的牌子，实际上坚持了独立办报，梁启超起草的“发刊例“第一条

《时报》主持人狄平子（楚青）

即主张论说“以公为主，不偏徇一党之意见“，并主张“有闻必录，知错必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时报》作出这一选择，康有为的保皇会少了一个喉舌，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新闻纸。徐铸成评价说：“狄平子很有魄力，为打开一条‘文人论政’的道路，的确也作出了成绩的。“

没有一张报纸像《时报》那样长留在胡适的心中，14岁的他从故乡安徽到上海求学，两个月后恰逢《时报》诞生。包天笑回忆，“以前报纸自己每日没有专电，从《时报》其始，方每日有专电了。以前报纸上没有小说，从时报起始，方登载小说了。我很赞成时报的编辑新颖，别出一格，没有陈腐气，除社论外，所写短评，简辟精悍，仅仅数语，能以少许胜多许。““时评“两字也是《时报》首创，有“《时报》评论“和“时事评论“的双关意义。此外如“特约通讯“、“副刊“也都是《时报》首创。

狄平子自称“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

“天子脚下最有棱角的日报“——《京话日报》

耳“。这是他努力的主要目标。这张报纸一出现在世纪的地平线上，就受到当时文艺界、教育界尤其青年学生的欢迎，迅速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如果说《申报》是市民乃至官场每天必读的报纸，《新闻报》是商业界最欢迎的报纸，《时报》则成了当时知识分子最喜欢的日报。虽然它在上海本地发行量不及申、新二报，在外地却超过了这两家老报纸，“一时舆论，均称为后起之秀，是一种推陈出新的报纸“。

８月１６日，彭翼仲在北京创办旨在“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的《京话日报》，通篇采用京话，雅俗共赏，妇幼皆宜，“以浅显之笔，述朴实之理，记紧要之事“，而且售价低廉，每份只要三个铜板。针砭时弊，直言不讳也是《京话日报》的追求，创刊不久就成了天子脚下最有棱角的日报，尤其受到普通市民的喜爱。

１２月７日，彭翼仲又与杭辛斋一起创办了文言的《中华报》，也以“启导民智“自期，广告中强调“并无洋人资本，亦不藉他国保护，因慨报界风潮冲突，非借重洋人，托居租界，竟不能自存，……情难自已，……成败利钝，非所料焉“。彭翼仲不借重洋人、不托庇租界，一手创办两报，孜孜以开发民智，建立中国人自己说话的舆论阵地自任，在百年史上留下了一道抹不去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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