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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益报》刊载梁鼎芬参劾庆亲王、袁世凯狼狈为奸把持朝政的密折，一时洛阳纸贵，增印两万份仍不够，清廷以“私刊封奏“的罪名勒令停刊。10月9日，《大公报》发表社论《报馆与预备立宪时代之关系》，对政府钳制报馆大表不满。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曾说过，“天津之《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日报进化之一级“。《大公报》7月29日自称“本报销行京津第一“。

上海《时报》因为抓住了知识界的心，发行至“万六千份“。作为康有为的忠实弟子，徐勤对狄平子把持报馆、“不倡言一党之宗旨“耿耿于怀，在9月5日写给恩师康有为的信中指责他，“彼日言在上海最可忌者《时报》之名，知为党人之机关，则言论只成为一党之言，非一国之公论，且人人皆怕其名，故必大为减色“，对确定办报方向的梁启超也颇有怨言。然而无论在当时，还是近百年后来看，狄平子的选择都值得肯定，《时报》的成功固然有多种因素，没有办成报皇党的喉舌就是其中之一。

9月5日，民政部拟订十条报馆暂行规定，呈请朝廷批准，作为《报律》正式出台前的法令，其中包括禁止“诋毁宫廷“、“妄议朝廷“等。包括《大公报》、《时报》在内的京、津、沪、粤、汉等地报纸纷纷表示反对。

秋瑾自号“鉴湖女侠“

当月，北京各报联合向民政部提出五项要求：官报与商报视同一律；核减邮电等费；准各报馆访员缮录阁抄等件；公堂审判准访员旁听记录；如令报馆停止出报，须宣布理由，并准其控诉，以昭曲直。民政部被迫同意一、五两项，大理院不久批准了第四项，但邮传部和内阁最终没有同意二、三两项。

这一年，我们不能忘记彭翼仲因言获罪、被发配新疆，4月17日，在他离京之日，数千读者聚集在拘押他的大佛寺附近为他送行，其中一位长期充当《京话日报》义务讲报员的读者郭瑞自愿随他去新疆，新闻史家方汉奇说：“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很有点戏剧性的十分动人的一个场景。“近百年前一个报人被流放之日，竟有数千读者为他送行，甚至有人不避艰难，愿万里相随。这真实的一幕必将永久地感动着百年言论史。有了这一幕，彭翼仲已不虚此生。

不能忘记7月14日秋瑾在故乡浙江绍兴被捕第二天，“证供两无“，就遭杀害，只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诗句。消息传出，舆论一片哗然。上海、天津等地各种不同背景的报纸都迅速作了详细报道，《申报》、《时报》、《大公报》、《文汇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不仅发表秋瑾案的报道，还发表了大量评论以及诗词、漫画等。《神州日报》在7月22日发表的《秋瑾有死法乎》的评论，批评清廷兴大狱，妄拿妄杀，是“恶魔政治“。上海的《女子世界》、《小说林》等连续发表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戏曲，上海改良小说会社出版了《六月霜》传奇的单行本，竞存书局出版了黄民编的《秋雨秋风》，大兴书局出版了《鉴湖女侠》，广州的《振华五日大事记》第24期发表《中国女侠秋瑾之真相》，《时事画报》旬刊刊出了秋瑾等新闻人物画，广东还出现了铅字排印本、沧桑客编的《秋女侠冤狱汇案》。12月20日，继承秋瑾之志的《神州女报》在上海问世。远在重庆的《广益丛报》旬刊也发表了大量悼念秋瑾的文章、诗词及秋瑾遗诗等。

1907年，秋瑾之死给一个民族带来的创痛之深，百年后依然让我们感到秋意森森。然而有了包天笑等在《时报》、《申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出的声音，这个民族还不致于绝望。

［记事］

秋瑾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女报》

1月11日在汉口英租界创刊的《鄂报》虽无显赫名声，但在其生存的五六年中，以“不阿谀当道“、“独树一帜“的品质而受到社会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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