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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曾开创了一个时代的言论巨子梁启超在北平溘然长逝，胡适的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可以看作他一生的定论。

年初，史量才以70万元巨款从美国人福开森手里买下了《新闻报》65%股权，他的新闻托拉斯之梦刚刚开始，不料竟引发了一场震动新闻界的股权风波，最终以他的让步而告终。当《新闻报》方面顾虑军阀操纵时，他坦然回答：“至于军阀问题，我想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我史量才办报历来主张言论独立，岂能受军阀反动分子操纵？！“在股权风波的背后，实际上是史量才的办报方向与国民党当局新闻控制的政策的冲突，国民党绝对不希望看到他同时掌握有重大影响的申、新二报。终其一生，史量才都没有跨进《新闻报》报馆的大门一步。

《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12万份，成为一份影响巨大的新闻周刊（“新闻评述性质的周报“），远远超出了原来的职业教育指导的范畴。邹韬奋提出“要不顾一切的保持爱护本刊公正独立为社会努力的精神“。对于《生活》的成功，他曾回忆说：“也许是由于我的个性的倾向和一般读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渐渐转变为主持正义的舆论机关，对于黑暗势力不免要迎面痛击。“

9月9日，陈铭德等在南京创办《新民报》，没有人意识到这张小小的民间报日后将会对中国产生深刻的影响。

这一年的日历上，最为光华夺目的无疑是那一弯《新月》，这本文学期刊，从延期到5月才出版的第二卷第2号发表胡适的《人权与约法》一文起，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倡导人权、呼唤思想自由、批评国民党专政（甚至直斥国民党反动）的雄文，国内外报纸争相转载，产生了轰动效应。

这些直截了当的言论如同晨钟暮鼓，惊醒了无数昏睡的梦里人。学界泰斗蔡元培在读了胡适的文章后，写信称赞“振聋发聩，不胜佩服“。向来稳重的出版业巨子张元济虽不赞成胡适挥笔上阵，但也一再肯定其“文章之好，议论之正大“。近代工商业巨子张謇之子、南通大学校长张孝若在信中说，“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

这是夸父逐日，也是飞蛾投火，更是精卫填海。1929年，确实是胡适、罗隆基们给了国民一点点“人格上的安慰“，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蔡锷“为国民争人格“的誓言。这是《新月》最耀眼的时期，也是手无寸铁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壮丽的一幕演出。

“新月“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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