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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与胡适他们相呼应，国民党内的开明派也提出了遭中央政治会议否决的《人权法原则草案提议书》，但更多的是一片“呈请缉办胡适“的

胡适等人的《人权论集》也未能逃脱被查禁的命运

声音。2月5日，国民党中宣部密令没收、焚毁《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5月3日，《人权论集》也未能逃脱被查禁的命运。当月15日，胡适被迫辞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面对国民党的打压，《新月》没有退缩，罗隆基、梁实秋仍发表了《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孙中山先生论自由》等文。

11月4日，罗隆基以“言论反动，侮辱总理“等罪名被捕。尽管在胡适、蔡元培等奔走下，他当天就回到了家中。但他还是愤然写下了《我被捕的经过与反感》，现身说法谴责“党治“之下无人权，指斥“这是野蛮，这是黑暗，这是国家的耻辱！这是党治的耻辱“。

国民党岂能善罢甘休，教育部一纸命令，就要光华大学解除罗隆基的教授职务，砸他的饭碗。这是当权者对付知识分子惯用的伎俩。

在北方，4月23日，阎锡山控制的北平当局警告《大公报》接受蒋介石的贿赂，在言论上袒蒋。第二天，“两姑之间难为妇“的《大公报》刊出《本报特别启事》，“本报近在南方全被扣留，又于北平将遭干涉。国乱政纷，自由扫地，言之可叹。兹愿向全国读者声明，本报绝不变其独立公正之立场，决无受任何方面贿赂津贴之情事。“4月25日又发表《诉之公众》社评，重申“四不“方针。4月26日，再度发表《对于言论自由之初步认识》社评，呼吁批评自由。

7月15日，《大公报》发表《报纸如何可以为民众说话》社评，批评国民党执政以来摧残言论、压迫报界甚于北洋军阀时代。7月24日，在《言论自由与立言之态度》社评中，再次指出“锢闭思想，干涉言论“是政治上最大的失策，表示“一方面应为言论之自由奋斗，一方面亦应为言论之价值努力。“9月1日，《大公报》在《本报续刊四周年纪念感言》社评中表示，“作一忠实之报告者评论者“，“对于政治上，始终不逾越新闻记者地位之范围……虽力争自由之言论，但政治斗争则不参与“，也就是以言报国，论政而不从政。

在国民党一党治下，民间报纸试图保持独立发言的地位的确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新闻自由与新闻检查之间是不相容的。《大公报》的努力也因此才值得尊敬。胡适称“中国新闻纸以天津为第一“，这是他最早给予《大公报》至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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