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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上海公共租界查封了北新、联合、江南、群众等4家书局，罪名是代售华兴书局出版的“反动“社会科学刊物。华兴书局经理被捕，判刑一年。

3月26日，武汉军事当局提出严厉取缔武汉市各报社、通讯社办法，武汉各报发起救报运动，结果各大报、大通讯社幸存下来，小报、小通讯社被取缔的至少有13家。

这一年，中共中央出版部在上海设立2年的华兴书店被查封。

1932年：从鲁迅答《中学生》开始

元旦，《中学生》杂志向鲁迅提问，“假如先生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处此内忧外患交迫的非常时代“，将对他说些什么？“假如先生竟以‘面前站着一个中学生’之名，一定要逼我说一点，那么，我说：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这是鲁迅的回答，也是无数知识分子的选择。

鲁迅题赠冯雪峰的照片

天津《益世报》主办人刘豁轩在给罗隆基的聘约里主动提出，在不危及报纸的生命和不反对天主教教义的前提下，他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实际上将报纸的言论全权交给了他。1月12日，罗隆基在《益世报》发表第一篇社论《一国三公的僵政局》，就戳穿了国民党“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谎言。从《可以战矣》、《剿共胜利不算光荣》到《攘外即可安内》等，他的社评锋芒所向披靡。国民党天津党部多次要求将他解聘，《益世报》都不理睬。

4月，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湖风书店、开明书店、《生活》周刊社等49家出版单位，联名向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代表大会提交请愿书，要求废除《出版法》及《出版法施行细则》。

5月，胡适、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等八九位知识分子在北平创办了《独立评论》周刊。这是一批留学欧美归来、在各自专业领域享有盛誉的知识分子办的同人刊物，经费由他们自助，所有作者都不拿一分稿费。他们在创刊号发表的《引言》中提出“独立的精神“，也就是“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他们之间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并不一致，甚至有着激烈的争论，比如胡适和丁文江等就民主与独裁问题有过长达一年多的争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也不违反他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任’“的根本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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