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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开会致电南京政府，对此深表不满，要求暂缓公布。上海记者公会发表宣言，通电抗议“修正出版法“。28日，南京新闻学会通电全国同业，主张一致提出复议的要求。30日，《大公报》发表《新出版法的再检讨》社评，认为修正出版法“不仅繁琐“，而且限载新闻范围“过于广泛“，使言论界今后的记载批评将“动辄得咎“，总之，“统制之方法与程度不甚合理。“31日，全国各地驻南京的新闻机构代表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面对舆论的压力，国民党中政会决定推迟公布，悬而待决。

这一年，上海民营无线电播音同业公会曾抗议当局干扰私营无线广播电台的正常播音。

也是这一年，杭州记者公会通电要求言论自由，力争撤销新闻检查制度，上海、南京、杭州、北平等地报纸，包括国民党主办的南京《朝报》、《中央日报》、上海《民国日报》、杭州《东南日报》等在内，纷纷着论支持，反对臭名昭着的新闻检查所。此举足以使杭州记者公会这个地方性新闻同业团体光耀史册。为纪念这一行动，在9月1日记者节期间，杭州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全国报纸展览会。

11月10日，邹韬奋返回上海，接续《生活》、《新生》的火炬，办起了《大众生活》周刊。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283人签署《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了“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等

销数高达20万份的《大众生活》周刊，图为创刊号封面

八条要求，刊登在12月21日的《大众生活》（第1卷第6期）。12月27日，他们又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第二次救国宣言》。

11月12日，“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的文学批评家梁实秋与张东荪、罗隆基、谢冰心等友人，在北平办起了《自由评论》周刊。梁实秋发表《算旧账与开新张》一文，直言“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这样“言论反动“的刊物自然免不了被查禁的命运。

王造时创办的《主张与批评》、《自由言论》半月刊先后遭查封，但他不惮于国民党的威压，将那些被统治者称为“荒谬“的文章汇集出版，书名就叫《荒谬集》。

12月3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评《勿自促国家之分裂》，直截了当地批评了手握兵权的平津最高首脑宋哲元。第二天《大公报》就被停止邮递，禁止在天津华界发行。南京、上海各地报纸纷起声援，正在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也通过决议，“要求行政院立刻纠正“。12月12日，《大公报》恢复邮递。三天后（12月15日），胡适在《独立评论》第一八一号的《编辑后记》中说：

被胡适称为“射雕老手，箭无虚发“的

《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

《大公报》在很困难的环境之中，独能不顾危险，登载平津各报不能登载的文电，发表平津各报不敢发表的言论。从12月4日起大公报得了停止邮递的处分。这样为正义受损失，是一个舆论机关最光荣的事。我们很诚恳的给《大公报》道贺。《独立评论》影印本，岳麓书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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