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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着名女记者子冈在《大公报》桂林版发表通讯《重庆低喟》，其中记下了宋美龄在美国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的一句话：“中国人民在社会方面素持民主精神，目前中国正依赖报纸协助完成政治上之民主。“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右）与同事合影

然而，无论这位第一夫人在美国说得如何漂亮都是当不得真的，仅仅一个月前，《大公报》重庆版就曾被停刊三天；2月8日一天之内，国民党中宣部就密令搜查了生活、读书、新知及大陆图书公司4家书店；2月1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新闻记者法》，对新闻记者提出种种限制，几乎受到新闻界一致的反对。

难怪子冈接着宋美龄的话说：“这也许真是人民心中的愿望，但是报纸要尽这个伟大的职责，尚有待客观环境的开展。叶楚伧氏要求新闻界多作积极的建议，勿做消极的批评。可是要把这两种工作划分清楚，是不能如水与油那样容易辩明的。而且读者与政府对报纸的期望，往往是相反，或者可以说读者的要求更多些，更愿意接受民主政治的熏陶。“

这些判断也被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实所证明：

5月3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密电制止郭沫若、茅盾、胡风等筹划的三种刊物，不准登记出版。同月，薛暮桥主编的《中国农村》月刊在桂林遭查禁。

8月23日，桂林《文学月报》、《西南儿童》、《妇女岗位》、《音乐与艺术》等10种杂志遭查禁。

仅1942年4月到1943年8月，一年多时间被禁演的剧目就有160种，包括田汉、阳翰笙、老舍、陈白尘、曹禺、李健吾、吴祖光等人的作品。

9月27日，桂林《文艺生活》、《文艺杂志》、《创作周刊》等杂志遭查封。

10月23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布《取缔剧本一览表》，共开列了116种不准出版或演出的剧本。

从1938年10月到1943年12月，查禁取缔的1414种书刊，真正经各地查获没收的只有559种（其他835种只虚有取缔之名）。

这是民心转向的一年，代表了蒋介石及国民党道义威信的丧失。在昆明西南联大埋头做学问的闻一多正是在这一年发生了急剧变化，开始踏上争民主、反独裁的不归路。11月，王亚平、于伶、老舍、茅盾、臧克家、夏衍等53人，联名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提出11条改进文化出版事业的建议，当局置之不理。同月，重庆20家书店联名发表《争取出版自由的紧急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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