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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叛国罪与象形文字（图）3
但拿破仑来日苦短,骤然倒台了.他被流放到了厄尔巴岛,最后魂归圣赫勒拿岛.波旁王族又重新执掌巴黎,他们的实力不足,要实施十分猛烈的报复行动也无能为力,然而,显然还是有必要判几百人死刑.按照当时的说法,"惩处的命令接连不断,像吗哪（《圣经》里犹太人听得的天赐食物———译者注）落到犹太人的头上一样".菲济克曾经跟随拿破仑进入巴黎,自己完全暴露了,被划进了必惩之名单.惩处菲济克的政治材料把他和商博良等同看待,这显然是错误的,然而因为出于个人的嫉妒,一批人暗中活动竟维持了原议不予改正.更糟糕的是在百日复辟末期,为特尔斐同盟的创建,商博良错误地出了力,而这个组织的宗旨是争取各种自由权.到这时,特尔斐同盟已成了一个有重大嫌疑的政治团体.商博良之所以会犯下如此严重的策略上的错误,是因为他想方设法要筹措1000法郎来购买一张古埃及纸草,然而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办到的.保皇党人进攻格兰诺勃尔时,商博良在城里协助守军奋力抵抗,一点也没有看出哪一边会带来更多的自由.当着拉杜尔将军下令炮轰格兰诺勃尔进而使商博良那些珍贵的手稿危在旦夕时,他才把政治与战争统统地抛诸脑后,跑下城墙,直奔图书馆三楼.在那儿一直呆到炮声停止,为扑灭火焰,他又提水又洒沙,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在大楼里保全他的古埃及纸草.因被错定为有叛变行为,商博良被大学停了职,从这以后他才终于开始动手破译那些象形文字来.一年半的停职期届满后,他又开始在格兰诺勃尔和巴黎不知疲倦地工作起来了.不久,政府又拟把叛国罪扣在他的头上,1821年7月,他就逃离了格兰诺勃尔,这就是那个他先当学生后当教授的城市.一年之后,他发表了《关于象形文字字母发音问题致达西耶先生的一封信》,这是一篇专题性文章,信中概述了一种成功的破译方法的要点.发表以后,众多致力于解决埃及寺庙和金字塔之谜的人纷纷加以评论.提及象形文字的古代作家有几个.到了中世纪,关于象形文字的种种解释就出现了.去过埃及的希罗多德、斯特拉波和狄奥多鲁斯都认为象形文字是一种无法理解的以图示意的文字.荷拉波隆在公元前4世纪时对古埃及文字作了详尽的说明（亚历山大港的克雷芒和波菲利关于古埃及文字的说法是不成立的）.而荷拉波隆的看法往往被后人奉为圭臬,因为除此之外还没有足够当做根据的材料,但荷拉波隆认为象形文字是以图示意的文字.所以,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主要着力于探究这些图形的象征性含义.在这样的传统的影响之下,立意治学的人束手无策,而许多人就不顾科学与否去随意胡猜.
第二部分:关于金字塔的记载叛国罪与象形文字（图）4
人们后来知道荷拉波隆大错特错了,不过是在商博良破译了象形文字之后,实际上,古埃及文字的演变,早已超过了原先的象征符号,例如旗子代表神、房屋的平面轮廓代表房子、三条曲线代表水等.把发展、进化了的古埃及文字还当做起源时的象形文字,因而用以形示意的解释方法来解释,其结果就产生了严重的甚至荒谬的错误.以发明幻灯而著名的耶稣会会士阿萨纳西奥斯.凯切尔在1650年到1654年期间在罗马出版了一本书共4册,书中有几篇象形文字的所谓"译文";和原文对照,没有哪一篇不谬以千里.例如代表"独裁者"的那组符号,原本是罗马皇帝的一种尊号,凯切尔的解释是:"奥赛里斯是所有植物和果实的创造者;神圣的莫夫塔从天上把这创造力引进自己的王国."尽管错误丛生,但在认识到科普特语的重要性上,凯切尔却是商博良等人的先驱,而有些学者却不承认对科普特语深入研究的重要性.实际上,科普特语是埃及语的最新形式.
过了100年,在巴黎文学科学院,德贵格内斯演讲时,根据比较象形文字学提出一种理论,说中国人是埃及移民的子孙.然而,大凡得出这种错误理论的人总是在某一点上是正确的;例如德贵格内斯就正确地拼出了埃及国王"曼内斯"的名字,而他的一个反对者却读作"曼努夫".因此,当时最尖刻的评论家伏尔泰对一些词源学者猛烈抨击,批评他们"既看不起元音,又不重视辅音".同一时期,却有英国人颠倒了上述理论,居然说古代中国人是埃及人的祖先!人们也许会认为,随着罗塞达石碑的出土,这些不着边际的胡猜应该销声匿迹了.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因为问题显然能够解决,所以毫无专业知识的人都想插一杠子.一个德累斯顿的匿名作者,对照希腊文全文,把罗塞达石碑上的残损的象形文字"读"出来了.阿拉伯人阿哈麦德.伊本.阿布贝克尔又"揭示"了一段文字,接着,一向严肃认真的东方学者哈默-波格斯韬尔竟不辞辛劳把这篇文字翻译出来了.一个不知姓名的巴黎人声称自己在丹德拉的一座庙宇的铭文上识别出了第100首赞美诗,在日内瓦出现了一篇称作"潘菲力夫碑上的铭文"的译文,据说内容是"公元前4000年善良战胜邪恶的一篇报告".这时候有个人已经发展到了异想天开的地步了.柏林伯爵展现了丰富的想像力,非常狂妄又非常愚昧,他竞然声称一眼看穿了罗塞达石碑.借助荷拉波隆和毕达哥拉斯的学说,以及希伯来神秘哲学,只用一个通宵,这个伯爵就大功告成了.八天之后他就发表了自己的译文,他说自己靠的是速战速决,"避免了由于思考过度而势必造成的全盘失误".尽管外界一片乱哄哄的,商博良却不去理会,只是在那里耐心地把材料进行排列、比较和试验,缓缓地前行着.这时,神父唐多.德.圣尼古拉的一本学究派的小册子被他翻到了,象形文字根本不是文字,而是一种装饰的花纹.商博良仍无动于衷,早在1815年,他在谈论荷拉波隆的一封信中写道:"这本书虽名叫《象形文字》,但它解释的不是被我们称为象形文字的东西,而是与象形文字截然不同的雕刻上去的宗教符号,即埃及人使用的各种象征图案.我的意见和一般人的相反,但我的根据是埃及文物.古埃及的宗教雕刻清楚地表明了荷拉波隆笔下的象征符号,如奇特的鹰、天雨、无头人、鸽子、蛇咬天鹅及桂花树叶等,但真正的象形文字是无象征内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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