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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种种，军中缺将也是问题。复立吐谷浑、截断噶尔钦陵的战略虽好，但唯有非常之人，才能建非常之功。而自李、苏定方死后，大唐已罕见智勇双全的将领了。薛仁贵纵然是万人敌，在兵法韬略上却差得远，这场仗他看似无辜，但作为主将自率先锋而走，逞一匹夫之勇，却忽视用整体战略，这个奇袭的计划，只不过是当初在扶余城的故技重施。明明吐谷浑可汗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却不知充分利用其号召力，仅在妙算上便远不如李、苏定方。再加上郭待封那等眼高手低、急功近利之人，失败也是可想而知。试问即便薛仁贵、郭待封等人能成功立足乌海，面对接踵而来的钦陵大军和漫山遍野的吐谷浑部众，他们就能应付得来吗？

失败虽不是必然的，但终归有迹可循，如果大唐能在平灭高丽后好好休养几年，养精蓄锐安抚军心，即便不能解决这些隐患，也可适当缓解。而吐蕃偏偏就在这时生衅，不打也得打，或许是大唐前几年的征战太过顺利，连老天都有些看不下去了，必要给唐人一个深刻的教训吧……

以往鸦雀无声的朝堂今日竟变得吵吵嚷嚷、人声鼎沸，宰相群臣争相进言，纷纷说出战败的缘由，似乎所有人都欲把压抑已久的话一股脑都倒出来。麟德以来万马齐喑的状况终于被打破了，只可惜这些逆耳忠言来得太晚，惨败已经铸就。

李治越听越觉触目惊心，不禁喟然叹息——荣耀的封禅大典、征讨高丽的全胜，还有他一心想要修建的明堂，原来这一切都是飘忽忽的美丽虚幻，帝国的种种危机其实早在浮华之下酝酿着，他竟丝毫未察觉。原来自塞言路的后果竟是这般严重！

其实事到如今战败的原因已不重要，无论军制守旧还是军纪败坏都不是一两天就能解决的，一切改革都需要时间，眼下最紧要的是如何应对危机局面，这场惨败之后非但西域四镇难以夺回，只怕吐蕃将乘胜而来大举进犯，该如何应对？国乱思良臣，这时李治想起已经致仕的刘仁轨，亲手下诏请他再度出山，担任陇州（今陕西陇县）刺史，调集兵马捍卫关中；至于薛仁贵、郭待封、阿史那道真三将，无论战败归咎于谁，毕竟近十万人死于疆场，这个责任他们谁也推卸不掉，若不加严惩何以告慰亡灵、安抚军属？李治责令大司宪（御史大夫）乐彦玮到军中按问败状，以槛车押解三人回京。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这时司戎少常伯刘审礼上奏，安东又生动荡。因为官居安东都护的薛仁贵出征在外，防务一时松懈，高丽旧将剑牟岑乘机召集旧部叛乱，并拥立高藏的外孙安舜为国王，意欲复国。李治急忙又命高侃接任安东都护，以李谨行为燕山道行军总管，火速去平叛。鉴于安东局势不稳，李治又想起曾经威震百济却被自己流放的刘仁愿，意欲将其召回委以重任；但事不凑巧，此时又逢南疆阳瓜州（今云南巍山）刺史蒙俭作乱，当地酋长杨虔柳、诺览斯举兵响应，昆明、永昌等部蛮人也随之而起，兵锋直指刘仁愿所在姚州。西南蛮人大致有六大部落，其首领称“诏“，故而朝廷将他们统称为南诏，将六大首领都封为州刺史，蒙俭便是其中之一。因吐蕃的势力日渐壮大，南诏渐渐与之交往，此次叛乱明显有响应吐蕃军的意味。李治头疼不已，但南北不能兼顾，此时兵力已捉襟见肘，于是只得派梁积寿、李敬业等地方刺史募兵戡乱，一时间四下火起处处告急，乱得一团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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