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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我不敢向他开口的原因。我和叶梅的奸情败露后，他对我的态度一直都很奇怪，若即若离的，有时看着很亲热，有时又冷若冰霜。前几天我让我妈做了一盆当归炖土鸡，亲自用保温饭盒给他送去，说让他补补身体，他当着我的面说得千好万好，很感激的样子，但过了几天我再去他家，却发现那个饭盒冷冷地躺在厨房的角落里，上有菜汤下有饭粒，里面的鸡却一口没动，我看着自己的一片心意长满了绿毛，心里很不舒服，质问他为什么不吃，话刚出口就后悔了，我忽然明白了李良的意思：他不愿意接受我的任何恩惠。这种矫情的姿态让我又愤怒又伤心，还有点无端的怜悯。

我不知道如果我开口借钱，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但对我来说，与其被李良拒绝，被他鄙视、嘲笑，我宁可去坐牢，那样看起来倒还像条真正的汉子，或者说，至少没有违反我们年轻时订下的规则。大二那年，文学社的报纸《或者》创刊发行，在高校圈子里引起极大轰动。李良在发刊词中宣称：“我们决不沉沦。我们只选择两种死亡：辉煌，或者壮烈。”这句话诞生于一个夏夜的卧谈会，被老大称为“里氏七点八级的牛逼”，程度相当于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

钱的事快把我逼疯了。前天回家时，看见楼下有一辆黑色的广州本田，后车窗没有关好，露着两寸宽的缝隙。那是半夜两点钟，街上寂静无人，我左右环顾，心跳得差点从嗓子眼蹦出来，在大约一分钟的时间里，我至少问了自己20次：干，还是不干？修理厂的李师父对这种车很有研究，我跟他学了一下，只要一根长铁丝就能撬开，出手也方便，给梁大刚就行，应该不低于八万元吧。我正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忽然听到值夜的老头咳嗽着蹒跚而来，我一下子被惊醒了，头上汗水涔涔而下，心里咚咚乱响，想我他妈的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成了贼。

其他的办法我也想过，抢银行、砸金店、拦路抢劫，或者潜回公司点一把火，把所有的账目烧得干干净净，让他们有屁都没处放。最偏激的时候甚至想买一把杀猪刀，把董胖子、刘三和老赖都做了，然后亡命天涯。冷静下来就知道这些办法全行不通。我了解自己，我从来就不具备那种果敢杀伐的素质，我真的能置一切于不顾，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么？我做不到。在这一点上，李良给我的评价十分中肯，他说：爱钱的困于钱，好色的困于色，“你太爱你自己，所以会被自己困住。”

十天的期限转眼就到。早上八点钟，门律师又给我打电话，说再给我四个小时的缓刑，如果12点钟之前我还没有把钱送去，“你就准备接传票吧。”我一边梳头一边告诉他：“我上午还要去面试，你要去公安局还是去法院，就直接去吧。”想了想，觉得还不过瘾，又像温柔地说了一句：“你不用等我了。”然后砰的挂了电话，心里不知为什么感到一阵高兴。

事已如此，我也豁出去了。大不了被老汉痛骂一顿，只要咬着牙挺过去，事情总会有办法的。周卫东说的好，实在不行了，老子买个假身份证跑球了，到新的城市混上个三年五载，再回来一样堂堂正正地做人。反正我现在也等于一无所有，没什么可留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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