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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相信“人性恶“的学说，所以才主张法治，注重法律教育。他们认为这种恶性是无法改变的，所以必然会导致违法犯罪。除了刑罚和法律教育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预防犯罪和消除犯罪。换句话说，他们就从根本上否认了道德的价值与作用，除了法律教育外，否认任何形式的教育。因此，他们的法治必然导致“唯法论“，在实践上必然是专任刑罚，甚至是严刑峻法。显然，这对备经战乱之苦、生活窘迫潦倒需要休息的人民百姓而言是雪上加霜的事情。所以说，只凭借法家思想治理天下，就彻底违背了人民自身的意愿。

那么，治理天下谁最在行呢？

在兵家的代表作《六韬》中，有一段论述夺取和治理天下的根本原则——要与人民的利益一致。《六韬》指出：“大盖天下，然后能容天下；信盖天下，然后能约天下；仁盖天下，然后能怀天下；恩盖天下，然后能保天下；权盖天下，然后能不失天下；事而不疑，则天运不能移，时变不能迁。此六者备，然后可以为天下政。故利天下者，天下启之；害天下者，天下闭之；生天下者，天下德之；杀天下者，天下贼之；彻天下者，天下通之；穷天下者，天下仇之；安天下者，天下恃之；危天下者，天下灾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

意思是说，器量盖过天下，然后才能包容天下；诚信盖过天下，然后才能约束天下；仁慈盖过天下，然后才能怀柔天下；恩惠盖过天下，然后才能保有天下；权力盖过天下，然后才能不失天下；遇事果决不疑，就像天体运行不能改变，就像四时变化不能更易一样。这六个条件具备了，然后就可以治理天下了。所以为天下人谋利益的，人民就拥护他；使天下人受祸害的，人民就反对他；关心为天下人谋生存的，人民就怀念他的恩德；杀戮天下人的，人民就要毁灭他；顺应天下人意愿的，人民就归向他；造成天下人穷困的，人民就仇视他；使天下人安居乐业的，人民就依靠他；使天下人遭受危难的，人民就逃离他。天下不是一个人的天下，只有有道的人，才能做君主。

简单地说，就是治理天下需要的是德才兼备为民着想的君主。兵家认为治兵与治国是相通的，但在当时秦一统天下的时期，兵家的治国思想并没有被重视，直到宋代，才有学者提出“兵儒结合“的治国思想，而以后，其治国齐家的思想才被重视。战国到秦朝，兵家的一些政治思想归根结底是为军事服务的，他们的出发点和关注点首先是军事，所以即便是优秀的军事家如孙武孙膑等对当时的政治影响也微乎其微。所以，治理天下，兵家可以首先排除在外。

另外，名家、阴阳家、农家、杂家等学派的思想或单薄或倾向于其他，在治国思想中无法起到构建作用，所以我们在这篇也没有必要讨论。而与法家一样，在治理国家的理论上最具有研究价值的就是墨家、儒家、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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