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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再回过头去看看春秋战国时代那段思想解放、学术自由、令后世人向往的历史吧。

每一次思想解放兴起前，必定是有禁锢思想的对象存在。而以我们惯用的思维来看，先秦时代诸子百家争鸣正是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西周王朝对其子子孙孙的传承和分级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那就是周礼。这套制度不仅约束全国上下的阶级分配，还约束民众的道德行为，虽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但就这么一个粗陋的周礼却称霸数百年，与尊崇周礼的孔家思想相比，前者好比一个栅栏，而后者却是“石磨“兼蒙在众人眼睛上的黑纱。

春秋后期，礼乐征伐的发号施令者逐渐从天子手中分散至下一级的诸侯国君。诸侯国的崛起必然导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和较量，战争就不可避免。而频繁的战争就会刺激国君们想方设法地变强大，只有这样，才会得以生存，进而才有称霸的希望。离经叛道的诸侯国首先反对的就是封建制周礼。顾名思义，所谓封建，就是封邦建国。历史发展的需求以及人类思想长期禁锢下的期盼，百家争鸣在华丽的历史舞台上登场。春秋诸强和战国七雄的产生，早就宣告周礼的灭亡了。“乱臣贼子“都可以建邦立国，逐鹿天下，哪里还有“礼“存在的位置？直到秦国的崛起和其后步步灭六国的历史演变，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应运而生。至此，周礼原有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与战乱并存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终究要在秦王朝的手里告一段落。

诸侯国之间的角逐，实际上也是思想界的激烈斗争。曾经让小小的秦国一跃成为统一天下的帝国的法家思想胜出，成为所有思想学派中最大的赢家。但是戎狄出身的秦始皇并不像周礼里成长起来的其他国君那样善于摆弄柔性的制度，而是采取强硬的手段治国，与法家的“严苛“不谋而合。此时，用武力和法制根本成就不了秦始皇所希望的民众思想道德建设，于是丞相李斯跳出来献策，那就是把法家推向独一无二的地位，这样一来，从理论上讲，人们的思想行为规范也就会遵从法家了。可是事与愿违，法家思想不像其他学派，例如儒家那样温柔，而是像高压电网一样危险，稍有不慎，人人都会成为“刑徒“，不是被发配到边疆，就是去搬砖头。从政治体制上讲，秦王朝标志着中国从原本的封建社会进步成为君主专制社会，迈入了中央集权的门槛。

但是法家思想终究对百姓不够温柔，以至于连一介草民都指着朝廷大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见，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并没有迅速地平息，从秦王朝这一看似平静的湖面上，却暗藏着汹涌的力量。秦王朝的土崩瓦解正是这力量的爆发。一时间，诸子百家思想又一次冲破法家尚不坚固的牢笼，奔向全国的各个角落。

新王朝的建立者非常的清楚，前车之鉴就在隔壁不远，此时若要再施行高压管理，刚刚平息的暗涌势必再次崛起，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任自流。于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被选中了。人们在宽松自由的政策下，疗战火带来的伤，休养生息，甚至在汉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景象。而到了汉武帝时候，思想解放和松散的管理策略已经不是当朝所希望的了。汉武帝对于禁锢思想更感兴趣，因为他想采取的一些措施需要一种思想作为前锋。这时候，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跳了出来，正合汉武帝心意。就这样，孔家的明灯照耀着普天之下。中国人真正的“被洗脑“也从此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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