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对金的态度和张浚迥然不同，张浚是个强硬的抗战派，而赵鼎的执政思路是以守为进，以静制动，一切皆以保住半壁江山为前提。他认为国家机器刚刚建立，工作重心应该定位在国内的社会经济建设上，外交及军备上可以趋于保守甚至无为。他认为：“今日之事如人大病初愈，应当静养。如果一味追加针药，反而会伤元气。“故重回相位后，就和赵构一唱一和，大谈将行都从建康迁回临安的种种好处。

对于迁都的态度，其实就是战与守的态度。

长安、襄阳、成都等地都有过建都的争论，但绍兴年间，其他城市已失去了选择性，争论主要集中在建康和临安两地。

定都建康，可以“据要会经理中原“。

定都临安，可以随时从海上逃生。

张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说动了赵构将行都设在建康，罢相之际，还念念不忘地对众人说：“如果六飞回驭，恐怕士心就会解体，再想恢复中原可就难了。“

现在赵鼎却和秦桧反其道而行，准备迁都临安府。

这一年（绍兴七年，即1137年）的九至十月间，很多驻守在地方的文武大员相继被召回建康“入觐“。

岳飞在入觐之列。就是这次入觐，岳飞又犯了一个在赵构看来是不可饶恕的大罪。

跟随岳飞一起入觐的还有随军转运薛弼。薛弼从鄂州乘船到江州与岳飞会合，同往建康府。岳飞上了船就一连几天都躲在船舱里不出，薛弼感到非常奇怪。第四天，满腹狐疑的薛弼不请自进，钻入了岳飞的船舱。

岳飞神情专注地伏在小案前写字，丝毫没觉察到有人进来。薛弼愣了一愣，随即凑上前去看，案头上全是工工整整的蝇头小楷。“怎么练习起小楷来了呢？“薛弼询问道。

岳飞笑而不答。

经过一番“穷诘端倪“，岳飞这才透露说，他正在拟一份密奏，是关国本的大计（“某此行将陈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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