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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康之乱以来，政府正规军的编制基本被打散，国内的军事武装大都在战争中建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统军将领的私人武装，既不属三司统管，枢密院也调动不了，只听命于主将，比较有代表性的就如“岳家军“、“韩家军“、“刘家军“等。

赵构迫于大敌当前，承认了这些军队的合法性，并做了很多表面工作（如提高武将的地位、增多物质奖励等），收买人心，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但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说，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

赵构的战争目的很简单，以战求和，通过战争乞求偏安一隅。

随着抗战的深入，武将的权力不断膨胀，赵构也就越来越坐卧不安。

他无法容忍本朝基本国策发生任何改变。

在他看来，国内武将的威胁比金人的威胁更严重。他之所以不惜放弃大批疆土，一退再退，偏安江南，甚至屈膝求和，就是不愿意让武将的权力在战争中进一步膨胀。

为了恢复北宋那种尊文抑武、以文制武的制度，朝廷的文人士大夫一致力挺赵构。宰辅一类首席大臣担心战功日著的武将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也日夜谋划着怎样解除武将的兵权。

建炎初年，户部侍郎柳约就直言不讳地进言道：“诸大将提兵入觐，均以自己的名字冠以军名，有尾大不掉之患。“

建炎四年（1130年），给事中兼直学士汪藻上疏斥责诸大将：“现在有的大将官兼两镇之重，跻身于执政之班，家中金帛充盈，锦衣肉食，出入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其祸患甚于金虏，可谓上负国家，下负百姓，罪恶如此，用古法皆当诛。“

到了绍兴元年（1131年），汪藻再次上奏章，大谈“诸大将拥重兵，寝成外重之势“，献上“驭将三策“，建议赵构要“渐销诸将之权“。当时，赵构的回答是：“后十年卒如其策。“

兵权迟早是要解除的，但不能太心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绍兴八年（1138年），监察御史张戒也进言说“诸将权太重“，提醒赵构早日削减诸将的兵权。赵构对此大为赞赏，当即表示“一二年间事当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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