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第一次在繁华的城市里看到如此规模的城中村。它就像一个肿瘤一样，使得秀丽、干净、<a href=https://..vip/Tags_Nan/ target=_blank>温馨</a>的厦门多少有些肿大、扭曲。后来，在深圳的沙河街、西安的德仁寨、郑州的陈砦，我都看到这样的城中村。当时，我感叹于安兜村环境的肮脏，感叹于政府的迟钝与疏于管理。一年之后，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当再回想起那些昏暗、拥挤的村庄时，竟然和西安的二嫂一样，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如果村庄果真拆迁、改造，这数十万农民打工者又该到何处呢？

我在那儿的几天，遇到一位年轻的工友，叫丁建设，个头不高，神情略显迟钝。每天晚上下班之后，他从工厂步行四十分钟左右到“工友之家“，不多说话，很少参与活动，也没有看到他交到什么朋友，只是一个人默默坐在房间的角落，坐那么一个多小时，翻翻报纸，看其他人打球、讨论、争吵，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那样眯着眼睛，睡着的样子。九点多的时候，又徒步回去。

我被他的形象深深地吸引。哀愁的、憔悴的、失去了某种主体意志的形象。看到他的那双眼睛，我总想起卓别林《摩登时代》里的那个工人和那个卖花姑娘，大大的黑眼圈，黑眼圈里是巨大的哀愁。这哀愁溢出眼眶，和外面的世界——机器的坚硬和无所不在的孤独——形成对视。那坚硬的源泉正来自对这哀愁的主体毫不留情的和贪婪的摄取。

他非常内向，说话声音很轻，思维不连贯，是那种有些封闭的人所特有的失语。当得知我也是河南人时，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亮光。他是河南安阳人，三十岁，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外打工。他现在已经做到段长，每月工资加奖金一千四百多块钱。

我问他觉得工作怎么样。他用一种轻微的自我辩驳的语气说：“那能咋样？但凡有办法，说啥也不要在工厂打工。人就是零件，啥也不能想，没意思。“但是，他表示他也不会回家，回家没意思，他不想干农活，他承认他已经不习惯干农活了。

我问他是否成家，他的脸不易觉察地红了，他说他不打算结婚，结不起，结婚也没意思。

在座谈会上，我们大家相互自我介绍。丁建设犹豫着站了起来，说：“我叫丁建设，来厦门快五年了，来‘工友之家’快一年了。在这里，通过聊天、看书，可以学到想学的东西。能放松在工厂的紧张感，在工厂压力太大。在这里，还可以义务帮助别人，我很愿意来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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