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农历三月十九，小柱在梁庄去世。小柱的打工史也是他的受伤史。从十六岁在煤厂干活起，到铁厂、刨光厂、乙炔厂、家具厂，再到电镀厂，最后到他倒下的那一天，整整十二年，他一直在污浊的工作环境中辗转，他头顶的天空没有晴朗过。

这些无名死亡，这些慢性中毒，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青岛，在无数个青岛，这些事件都只变为家庭的悲伤，变为一种莫名的消沉，没有在公共层面引起任何回响。除非像郑州那位矽肺工人那样，开胸验肺。但即使如此，又怎样呢？每年仍有无数的农民工矽肺病人产生，他们已丧失劳动能力，被辞退或无声死亡，又有谁去认真听他们那艰难的呼吸声，去关心他们瘦骨嶙峋的身体和无声无息的死亡？小柱也已经死了十一年，他所在的工厂，从青岛市郊搬到万家窝子，可是，车间的环境改善有多少呢？那蒸腾的、滞重的蒸气还是如此浓厚地“环抱“着工人们，“环抱“着土壤、空气和不远处的大海。

小柱之死，到最后也原因不明，一个无名农民的无名死亡。无论是李营的国子、万坡的那个娃儿，还是在中国大地各个工厂间流浪并死亡在外的人，所有的死亡都原因不明。

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

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四十岁的“老太婆“

在和瘫子舅舅闲聊时，意外得知云姐也在青岛，我一下子非常激动。云姐，二姨家的女儿，她与我妈妈长得特别像。我天然地认为，从她身上，可以找到妈妈的影子。她的善良、温顺，她的笑容、勤劳，都有血缘的传承和流动。

父亲和她通电话时，我隐约听到那边云姐迟疑的、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情的声音。和父亲约好，我们明天上午去看她。过了二十几分钟，她又打过来电话，和父亲商量，说能不能下午去看她，她想上午去上班，下午不去，这样，工厂就不会扣她的全勤。父亲问她全勤是什么意思，云姐说，就是一个月一天假不请，包括星期六、星期天，这样，一个月多给五十块钱。父亲一听，有点生气，又有点心疼，说：“云，别上这个班了，你能一个月不歇一天？那人不累死？明天我给你补这个工资。“云姐嗫嚅着，解释几句，在父亲的坚持下，说那好吧。放下电话，父亲不停地感叹：“一个好女子，命咋恁苦？为五十块钱，一个月都不休息一天，那会累成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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