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斯诺写作并首次发行这部著作的时候，还没有任何关于共产党控制地区情况的可靠报道。斯诺是知名的跨国记者，而且和共产主义运动没有牵连，他关于共产党势力的报道和他富于同情心的描写，与他对国民党政府腐败的抨击形成鲜明对照，在西方看来令人十分信服。这部著作一时间成为西方当时的抢手新闻。该书经1938、1939、1944、1968年多次再版，每版都有新的补充和修改。对我来说这本书特别珍贵，因为它不但翻译成了我的母语希伯来文，而且我父亲手头收有一本，它第一次让我可以感知我父母亲生活过的那个国度的现实。我当时还小，对这样的书本没有太大兴趣，但父亲坚持要我阅读。我父亲并不是共产党人，他在哈尔滨加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贝塔“组织，事实上这是与国际主义相背离的。我相信，父亲所以要买这本书并且督促我去阅读，这和他的经历有关，也因为他赞同作者谈到的关于中国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许多事情的观点。写到这里，我的眼前依然出现该书封面上那闪闪发光的红星。爱泼斯坦70岁退休之前，一直担任《今日中国》杂志的编辑。他于 1957年加入中国籍，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爱泼斯坦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世时，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和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接见。爱泼斯坦2005年逝世时多人前来参加悼念，当中有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以及党的其他政治局常委。虽然有重大贡献和众多关系，爱泼斯坦在文化大革命中依然不能幸免于难，只因受到怀疑而被囚禁于北京秦城监狱达5年之久，但他至死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像本书谈到的爱泼斯坦这样一些人士，尽管他们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饱受多年牢狱之灾，依然对自己的理想和所在国家保持忠诚。爱泼斯坦原配夫人是美国人邱茉莉，她是中国乃至世界整整一代学生所熟知的编辑，她是中国出版的一部著名英汉字典的编辑成员。爱泼斯坦在前妻去世后与一位中国妇女结婚，我有幸得她亲手赠送爱氏所著《见证中国/爱泼斯坦回忆录》。2006年6月6日她在书的扉页上签署：“亲爱的奥尔默特教授惠存。黄婉碧.爱泼斯坦谨赠。“我非常激动，书的作者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和犹太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象征。 他在书中写道：“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中，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和更有意义。“爱泼斯坦应当为自己头上的两只桂冠感到骄傲：一是作为犹太人，二是作为建立新中国的支持者和合作者。这位人物没有忘记，他同时属于两个古老文化。与沙博理取了同样的书名《我的中国》1996年1月26日, 沙博理夫人凤子因病逝世，沙博理 在追思会上说：“我爱上了凤，也爱上了龙。了解和热爱中国龙，使我更加热爱和珍视我的中国的凤。“这句话凝聚了他对中国的热爱之情。我和沙博理一样热爱中国，而且我感到高兴，我在以色列出版的关于中国的书，和沙博理撰写的同样题材的一本书不谋而合，都取名《我的中国》。西尼.沙博理是出生于美国的犹太人，自1947年迁居中国， 1963年加入中国籍。 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沙博理在美国军中服役，从这个时候开始与中国接触。他参加一个时期的中文培训，未想到就此一生和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和新中国而不是旧中国。当时美军分派他学习中文，是准备登陆中国的日本占领区时的需要。沙博理达到了初级水准，并于 1947年进入上海。命运为他在这里做了安排，他邂遘一位著名的女演员，她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就参加了党领导的地下活动。凤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罪名是反对毛泽东夫人江青，被软禁在家里长达十年之久，并被送到边远的农村里进行“再教育“，多年不得回家 。后来她成为中国最卓著的戏剧评论家之一。

沙博理在中国生活58年，担任一家杂志的编辑，并从事翻译和写作，出版了大量中国文学名著的英文译作，为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作出巨大贡献，备受中国人民的尊敬。他的一个目标是帮助外国人士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他在自传《我的中国》一书中回答了各种问题，例如为何国民党统治走向灭亡，为何新中国经历了如此多的挫折和磨难。除了别的题材，他还撰写古代中国的犹太人历史。沙博理对中国犹太人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有关著作，在这个领域里产生极大影响。1984年，沙博理的《中国古代犹太人》（英文版“Jews in Old China-studies by Chinese Scholars“）在美国出版，后被译为希伯来文，1987年在以色列面世。2008年，中国有关出版社为纪念沙博理92岁生日和来华工作60周年，出版了他编著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犹太人/中国学者研究文集点评》。人们称呼沙博理“沙老“，他的许多中国同事说他“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在他的书中，字里行间充分表达出他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他说，“我对中国的依恋之情，比对生我长我的国家的感情更深。每三年我都要回美国探亲一次，而每次不等探亲到期，我都急于赶回中国。为什么我舍不得离开中国？我自己也弄不明白。“沙博理在自传中如此总结他对中国的看法：“中国革命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给中国人民带来好生活，给其他国家人民带来和平和繁荣的机会。“像李顿白一样向往中国革命圣地西尼.李顿白是美国犹太人，从1944到1979年在中国总计生活了35个年头。战争期间，他密切配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及其他共产党领导人工作，是为数不多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之一。他在延安和这些中央领导人在一起，对毛泽东及其战友的生活了解甚多。说来许多外国人并不清楚延安这座城市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漫长道路上所起的作用。延安位在陕西省陕北地区，是长征的最终目的地，1935 到1948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中心和圣地。 毛泽东等伟人的生平事迹强烈吸引着我，我每次到中国都对自己说，一定要去访问延安这个地方，但得承认，至今我还没有实现这个愿望。我曾经到韶山拜访过毛泽东的诞生地和家乡。听说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赞颂“韶山升起红太阳“，人们纷纷把自己的名字改称“韶山“。在那些日子里，这里是旅游热点，每年有大约3百万人到访。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和对毛泽东的崇拜结束之后，到韶山旅游的人数已显著下降。李顿白在延安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他亲眼看到，他在这里遇到的许多知识分子都非常崇拜毛泽东。他在延安邂遘一位中国姑娘并产生恋情，这事很快受到曝光，他险些为此被赶出延安。这是他与中国共产主义第一次接触的体验。与其他领导人相比，李顿白与周恩来有着更好的朋友关系。他认为，周恩来善于与人交友。李顿白常对别人提到一段经历，说明周恩来如何对待不同人群。有一天，周恩来要到延安礼堂看演出，那里为他固定保留了6张座位，未想进来一位农民，看见位置空着也就坐下去了。等周恩来到场，保卫人员要求农民让出位置，但周恩来止住了，他让那位农民留坐在他的身边。保卫人员认为，不好让一位农民坐在这么重要人物的身边，周恩来这时说：“那我换个地方。“李顿白说，周恩来一向不摆架子，而且不喜欢听别人对他恭维。李顿白还爱提到另外一件事情：他曾经两次将毛泽东的口信带给美国，两次口信的内容相同。毛泽东说，他希望做美国的朋友，让两国保持良好关系。李顿白解释说，这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只有美国能给他重建国家所需要的钱；其次，毛泽东不想依靠苏联。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这两次口信都不给回答，李顿白认为，假如罗斯福当时决定和毛泽东对话，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可能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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