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我选择中国

假如说我的一生是一次长征，肩负着祖国给我的使命，在以色列、在世界各地日夜奔波，播种粮食，播种友谊，那么到了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在人生的长征途上走到了一个新的路口。 历史给我提供两个看来截然不同的去向进行选择：到中国去，或者到美国去。我要行动记得有一天，以色列农业部长找我，提出让我到华盛顿出任驻美国农业公使。我当时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太谢谢了，部长先生，不过我不想去。“接着我又补充道：“如果哪一天有机会去中国，我一定高兴受聘。“部长问：“为什么？“我给他作了如下解释。“我到华盛顿去干什么？“我边问边答道：“我会参加一次又一次招待会， 脸上强装笑容，从一个个宾客面前走过， 向他们举杯祝酒 。我也会到边远的大学和专校作报告，但是我的极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为以色列来的不同官员准备访问日程，最倒霉的是还得陪同他们一次又一次访问我去过无数次的同一个地方。““那么在中国呢？“部长问。“行动！“我回答道。“在中国的使命就是行动！“我心中非常清楚，我争取此项使命是为了什么：行动。我要行动，因为那里有需要，而且我有能力；我要行动，因为那里有我的熟人和朋友，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我需要行动，还因为我永远忘记不了以色列国家领导人像拉宾、沙龙对我的嘱托，更忘记不了普通中国人对我的信任和期待。无巧不成书，到中国去的机会果然不期而至。且说从前我在农业发展公司阿格里德夫担任总经理职务时，每次到中国执行任务，都是我单独一个人离家出行，从来不带夫人。所有这些访问都属职责范围，是要考察示范农场的运行情况，了解项目是否充分有效地体现以色列农业技术，所以从来不携带夫人同行。我一向认为，有夫人在身边就会分心，难以专注工作，而且我不想别人说三道四，指责我利用职权谋私。为此我一直感到有愧于夫人，总惦记着哪一天能找个机会做个补偿。1997年我结束在阿格里德夫的总经理任职，在几家私人企业担任两年顾问，主要是和俄罗斯及其他国家打交道, 中断了和农场的联系。1999年结束这些繁忙的事务之后，我打算领我夫人到中国去一趟，第一个要看的地方就是永乐店示范农场。不在农业发展公司就不一样了，终于有一天我对夫人说：“一块到中国去吧，是时候了，你要亲眼看看中国而不是光听人说。“对她来说这是第一次去中国，所以到北京以后的最初几天只顾游览，去看每个旅游者必到的地方，像长城、故宫、秀水街（当时位在美国大使馆旧址附近）和三里屯商场。谁想到，当年外国人爱逛的市场和所在街道，现今已不见了踪影，取代它们的是全新的现代化建筑， 耸天的商业大厦傲然林立。第四天我带夫人参观示范农场，让她看看我们在中国都做了些什么，这当中有我的辛勤奉献。我自己当然也想了解一下情况。农场来一位专家给我们领路，半道上接过一位前来接待我们的姑娘，她说她是负责农场花卉业务的。上了车，专家向她介绍说，这是欧慕然先生。“呵，“姑娘说，“这就是农场之父，农场的创始人！“不瞒你说，听她这句话我感到全身为之一震。也许就在这个瞬间，在我心头又浮现出回到中国的念头：回中国去继续做我在那里开始的工作，不过这次规模更大、职位和担子更重了。投身激烈的竞争看完农场，和场长一起用过午餐，我们便一路赶回城里去见大使南月明即沙米尔夫人。路上我对太太说：“如果我对沙米尔夫人提出，我可能考虑到大使馆来出任公使，你可别有意见。“我太太吓了一跳，她说：“什么话？我们是来玩它几天，并不是要长期呆下去不走！“

见面的时候沙米尔夫人告诉我，示范农场无论对她或者对加强中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合作都非常重要，并说她现在正面临主管这个项目的公使很快就要离任的问题，暂时还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代替。沙米尔夫人这番话正中我的下怀，恰好给了我一个自荐的机会。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接过话来说：“沙米尔夫人，我考虑我有可能当一名人选。“我无法形容她当时是何等诧异。 “你说话当真？“ 她说。“当真，“我肯定地回答她说，“百分之百当真。“我接着又继续说：“作为 农场之父 ，我觉得我应当回到我的孩子身边，而且要培育更多的婴儿。“姑娘早上说我是“农场之父“，这给了我启示和勇气。大使显然很高兴，但我知道，光说想当人选是不够的，还得争取。我说“争取“，是指参加他人也会加入的竞争，我要证明我比其他竞争者具有优势，我志在必得。回到以色列以后，我打电话给一位朋友，他是农业部一家主要农业研究所的科学家。我告诉他，我想担任驻华公使的职位，他的反应令我感到奇怪，他说中国农业部方面希望去一位科学家。我后来一想才明白过来，原来以往外派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员都来自这个研究所，看来是 借用中国一句俗话：“胳膊拧不过大腿“了。我此刻才意识到，我面临的不只是一次斗争，而是一场战争。开始我以为，我在国际农业合作方面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我是中国示范农场的创办人，在竞争中胜券在握，但现在看来仅仅有这些条件是不足够了。我决心做好准备，迎难而上。首先是拜访曾经在中国待过而且有相当经验的各方面人士，包括农业、技术、经济以及科学界的人士，特别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有研究的学术专家。其次，我把评选委员会可能提出的问题一一列举出来，准备好答案。我每天打开电脑，浏览有关中国方面的消息。考评那天我到了耶路撒冷，在评选委员会办公地点见到另外4名候选人，其中果然有一名是该研究所的科学家。加起来一共有5个候选人参加评选， 评选程序拖的时间很长，最终评选委员会全票选上了我。说来也巧，评选人员问我的问题大部分都叫我事先猜着了，我对答如流。过后有一天我碰到一位评选委员会的成员，他问我：“你知道吗，当你回答大家问题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我猜你知道问什么问题，可能有人向你泄漏了。“我说：“没错，我知道是什么问题，但谁也没告诉过我，是我自己琢磨评委们要问哪些问题，是我给自己准备了答案，同时也给评委们准备了答案。“通过评选，为我打开了通往中国和在那里实现自己理想的道路，心里格外高兴。但是我也清楚，路还未走完，只是刚刚开始，摆在我面前的任务复杂而繁重。考评的问题答过来了，但在某种意义上这还只是“纸上谈兵“，比这多得多和困难得多的问题正等待我去实际解决， 我要去迎接一场毕生意义的挑战。临近出发到中国去了，我投入了紧张的准备。毕生的一次聪明选择几年之后，我在以色列国内遇到我原来的顶头上司、前任农业部长。他问我在中国工作的情况，我回答说：“正如当时我对您所说，那是非常充实的使命，不断行动。“部长微微一笑，对我说道：“对，我相信你。我还想告诉你，我已经听很多人谈到这次合作的成就。“接着他又说：“你知道，我想我对这次合作的成功是尽了责任的。“我问他什么意思， 他说：“实际情况就是：我没有强求你去华盛顿，让你有可能去中国并在这项成功的合作项目中担当重任。就是你所说的行动。“是的，在我4年的任职期间，我一直忠于我早先的承诺：行动。我所说的“行动“，是指我的活动不光看短期政绩，而是着眼长远效益。 我所说的“行动“，是指凡是你开展过活动的地方，在你离开以后活动并不就此停止，活动继续为人民带来利益。我在担任农业发展公司工作的长期经历中到过许多国家，我接触过驻在这些国家里的以色列大使。我见过两类不同的大使，一类不断往上送报告，汇报他们开过什么会，到过什么地方访问，另一类则潜心于开发成效卓著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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