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见过1940年的考文垂和1941年的珍珠港，可我亲历的特拉维夫和巴格达的战争废墟都没有这么大的腐尸味。此时开罗的最高气温将近40℃，尽管我已用涂了清凉油的绷带将口鼻紧紧包住，可令人作呕的臭气还是熏得我泪水横流。当一只克尽厥职的大公猫发现老鼠后，必然全神贯注于它的猎物，将所有器官、全部精力集中到这富于创造性而魅力无穷的劳动之中，此时，它也最易受伤害。一直到今天，我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口事，就一下子从布满钢筋的二楼摔到一楼的瓦砾堆上。钢盔保护了我的头，可右腿腹骨至大腿根内侧却摔出一道一尺多长、两寸多宽的紫色瘀血来，疼得我匍匐在地，挣扎了好半天还只能蹲坐在原地干喘。

就在我像个摔碎的泥娃娃那样瘫倒在地时，已有5000年历史的金字塔却结实得让我嫉妒。与大金字塔相邻的斯芬克斯亦安然无恙，我开着大吉普围着它们连转三圈，就是找不出丝毫因地震造成的损伤来。守卫金字塔的警察对我深表同情：“本来也该给它们震出点毛病来，可是很遗憾，什么也没发生！“

由于谣传n播报了一条地震预报：下午4点将有强烈地震，致使新华社中东分社门前空地上坐满了翘首长空等待四点钟来临的人们，就像在等待一场准时开演的电影。

新华社埃及雇员穆罕默德见我在楼内闲庭信步大为惊骇，我说我刚和安拉通了电话，下场地震推迟到五点开演。

我的耶路撒冷

世界上有两个地方总让我魂梦系之，一个是枫丹白露，再一个就是耶路撒冷。我喜欢枫丹白露是因为这个法文译名文雅、亮丽、宁静、温暖的色调令我怕然心醉；喜欢那路撒冷则源于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每当我启齿念jerusalem（那路撒冷）这个字时，舌头在嘴唇、牙齿、上颌间轻微颤动，都会产生一种奇异的快感。耶路撒冷正是一座在人们唇齿间频频颤动而震惊世界、孕育出三大宗教的圣城。在我的印象里，耶路撒冷同天国一样遥远，是普通人难以涉足的神奇之地，想不到我三年内四次住在耶路撒冷，双脚踩着耶稣曾经背负十字架走过的石阶。

1991年2月，我因采访海湾战争首次涉足耶路撒冷时，中国与以色列尚未建交。我落脚的大卫王饭店的花岗岩石墙古色古香，这座以犹太开国皇帝大卫的名字命名的五星级饭店在40年前还是英国驻巴勒斯坦殖民军的司令部，当时英军司令正在通缉一名“身高1。73米、瘦弱、肤色灰黄、黑发、棕目、鹰钩鼻、戴眼镜、坏牙、平足的波兰籍恐怖分子“，他用炸弹炸飞了大卫王饭店一角，刺杀了70多名英国人，他就是梅纳赫姆·贝京。40年后，贝京成了以色列总理，由于与萨达特签订《戴维营协议》而获得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历史就是这样沧海桑田般变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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