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头一个星期天，我们宿舍全体到<a href=https://..vip/tuijian/xiaoyuan/ target=_blank>校园</a>里拍纪念照。

北大素有拍照传统，六十多年前刘半农就在此创建中国第一个摄影团体——“光社“。在未名湖南岸花神庙前，我们与长眠于此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合影。斯诺早年在这里教过新闻、用相机记录过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欧战成名的名记者萧乾就是他的门生。在北大37楼432宿舍的棉被里，我用饭盆冲洗了平生第一个黑自胶卷。

在国际政治系，我始终算不上专心致志的学生，各种火炮的口径、射速和发射方式远比种种拗口橘诈的政治词汇更令我神往。历史系罗荣渠、国政系王炳元的战争史我最感兴趣，偶尔还跑到红山口的军事学院去偷听。好在北大民主科学、自由容忍，于什么都没人管，各班没有固定教室，更方便了我这样不务正业的流寇四处乱走，边走边听。

1992年在班加西，我与卡扎菲勾肩搭背，就是因为我在北大读过他的《绿皮书》。天长日久校园内渐有虚名，物理系79级一位姓黄的学兄慕名而来和我探讨航空母舰的前甲板，力学系去38军坦克6师考察，也捎上我。尽管我也亦步亦趋跟在同学屁股后面钻图书馆，可“其东走者同，所以东走者异也“。抛开老师开的必读书目，英国《简氏武器系统》、《简氏舰船年鉴》等成了我的宠物，一套“时代——生活“出的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尤令我终生难忘。我被历史照片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所震撼，由此对课本中种种费解的阐述产生怀疑。

在北大图书馆，一个叫罗伯特·卡帕（robertcap）的战地记者闯进我的生活。这位18岁考人柏林大学政治系的小伙子一毕业就赶上纳粹上台镇压学生，他身背相机逃往西欧，与海明威并肩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二战中卡帕拍摄了包括诺曼底登陆在内的所有重大战事，他的朋友从乞丐到美国总统，从英格丽·褒曼到巴顿将军……直到1954年在越南踩响地雷，还不忘最后一次按下快门，含笑死去。

我把卡帕的好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翰·斯坦伯格为他写的悼词抄在日记本上：“他不仅留下一部战争编年史，更留下一种精神。“

两杯黄汤落肚，我总是产生我是卡帕转世的错觉，仿佛我真的经历过卡帕经历的一切，连身上的臭汗也带着卡帕身上才有的老公羊特有的刺鼻味。至少有一点千真万确，我们俩都在18岁进了名牌大学政治系，同样狭隘自负，坚信只有相机才能记录历史。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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