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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可深爱这个孩子，“就算我已经老了，我仍记得他刚刚学步时的样子，那一幕深深铭刻在我内心“。她和她母亲利用他对鲜花的喜爱教他学步：凯可拿起一朵甘菊，索索便会跑过去接住它。有一次，她带着索索去参加婚礼。索索看到了新娘头饰上的鲜花，于是把它摘了下来。凯可命令他把花放下，可他的教父叶格纳塔什维利则高兴地“亲吻了男孩，摸着他的头说：‘你现在就知道怎样偷新娘了，天知道你长大后会偷什么。’“。

索索活了下来，他的母亲满怀感激。她回忆说：“我们太幸福了，我们总是在笑！“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母亲让索索变得特别：据弗洛伊德说，母亲对孩子的溺爱会让他自觉是个征服者。“索塞罗“——这是母亲对他的昵称——从小就是一个超级敏感而又十分自信的孩子。

可是，虽然贝索的生意顺风顺水，却也埋下了不祥的种子：他的顾客经常以葡萄酒抵账。葡萄酒是格鲁吉亚的特产，人们经常用它来替代钱币。令他的酗酒倾向更加严重的是，他把鞋铺开在了一个酒馆旁，而作为朋友的酒馆老板经常热情地招呼他来喝一杯。贝索交了一个名为波卡的酒友。此人是个被流放的政治犯，很有可能是和民意党（People's Will）有关联的民粹主义者和激进分子。当时，这个组织曾多次策划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因此，斯大林从小就受了革命的熏陶。“我儿子和他交上了朋友，“凯可回忆，“波卡还给他买了一只金丝雀。“可惜的是，这个俄国人是个衣不蔽体的大酒鬼。有一个冬天，他醉死在了下雪的街道上。

贝索“无法停止酗酒。一个好男人被毁了“，凯可说。酗酒也破坏了他的生意，“他的手无法自控地颤抖，他不能缝鞋子了。他的学徒只好接手“。

波卡的死并没有让贝索感到后怕，他又找了一个酒搭子：恰尔克维阿尼神父。格鲁吉亚有很多神父，但这些上帝的子民享受着世俗所能提供的愉悦。每当教堂仪式结束，这些神父都会来到哥里的酒馆，一直喝到酩酊大醉。斯大林老年时曾回忆道：“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一结束神职工作就会上门来找爸爸，两人会立马去酒馆。“[5]他们会一直喝到大醉，然后依靠着彼此，摇摇晃晃地“唱着走调的歌“回家。

“贝索，你真是个好小伙，也是个好鞋匠。“神父拖腔拉调地说。

“你是个神父，你真是个好神父，我爱你！“贝索喘着大气回答。两个醉汉会抱在一起。凯可曾请求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不要带贝索一起去喝酒。她和她母亲也恳求过贝索把酒给戒了。叶格纳塔什维利也站在凯可这一边。可是，贝索依旧故我——这或许是因为他已经听到了小镇里的流言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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