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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斯大林得到了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领袖米哈·茨哈卡亚的支持。茨哈卡亚是“第三集团“的创始人之一，现如今已经加入了列宁的“强硬派“阵营。茨哈卡亚蓄着一簇灰白的山羊胡，讲起话来掷地有声。斯大林尊敬这位活力四射的老革命家。多年之后，斯大林曾嘲讽过茨哈卡亚。在斯大林看来，所谓“感激，不过是狗的疾病“而已。

茨哈卡亚为斯大林请命，避免他被开除党籍，但他也建议斯大林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不能这么相信你，“他教导斯大林道，“你还年轻，你还需要建立扎实的理念——不然的话，你会遇到问题。“

茨哈卡亚把他介绍给了一个名为达尼什·舍瓦尔丹的亚美尼亚知识分子，让后者教他“新文学“。多年之后，斯大林曾嘲讽地回忆道：“茨哈卡亚开始上课了，他先是讲到星球的诞生、物种的起源、蛋白质和细胞等等，直到3个小时后，他才刚刚讲到了奴隶社会。我们困得要命，不禁打起了哈欠……“

然而，斯大林本人所讲述的这段轶事没有提及一桩令他感到羞辱的事：茨哈卡亚命令他写了一篇文章《信仰》，让他宣布放弃自己与众不合的观念。这位亚美尼亚人审读了这篇文章，在感到满意之后又印了70份，分发给同志们看。[4]斯大林被原谅了，但茨哈卡亚说，他必须“休整“以迎接下一次将功补过的任务。

索索对依赖自己的朋友为生不以为意。卡莫和斯瓦尼泽的朋友、前神学院学生米哈伊尔·莫诺瑟利泽说：“每当他造访某人的家时，他都会表现得像是在自己家一样。如果他发现那家人有他喜欢的葡萄酒、水果和糖果，他便会非常自然地说：‘好吧，有人告诉我我被邀请前来品尝你们的葡萄酒和水果。’然后，他会打开橱柜，径自吃喝起来……“在他看来，他为革命吃了这么多苦，用不着感谢那些人为他的生活提供帮助。

他和他那位富有的朋友斯潘达良待在一起。通过后者的介绍，他进入了一个由列夫·罗森布鲁姆领导的小圈子。罗森布鲁姆便是后来的“加米涅夫“。列宁去世之后，斯大林和他共同掌握了党内的领导权，但他还是死在了斯大林的手上。加米涅夫的父亲是个富裕的工程师，巴统和巴库之间的火车便是他设计的。因此，他也资助了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儿子。虽然加米涅夫的实际年龄要比斯大林小，但他看上去比斯大林成熟得多。他蓄着红胡子，有一双近视了的蓝眼睛，这让他看上去更像是个校长。他对斯大林很友好，还经常给他钱——直到他发现为时已晚，自己竟然培养了一个政敌。虽然加米涅夫是个布尔什维克，但他属于其中的“温和派“，也因此经常和斯大林这样的“强硬派“产生冲突。

“我经常和那些知识分子吵架。“卡莫回忆道，“有一次，加米涅夫不愿意去参加示威，我就和他吵了一架。“索索在加米涅夫家和一位老朋友再次相遇了：约瑟夫·达夫里舍维是加米涅夫和斯潘达良的同窗好友，三人一起就读了第比利斯果洛文斯基大道上最奢华的学校。

当时，达夫里舍维正和社会主义联邦革命党打得火热。他“很高兴在哥里一别后再次和索索相遇“。他们两人长得很像（甚至还被认为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我们有聊不完的天。“达夫里舍维回忆道。可他也势利地说，斯大林“不认识第比利斯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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