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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善于观察的《每日镜报》也注意到“福尔波恩街街角……站着一个眼神坚毅的壮汉。他显然是个外国人，而且是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貌似无所事事，其实一直关注着那里的情况……此人便是俄国秘密警察斯维夫先生。他的职责便是盯梢这些俄国社会主义者“。——文章着重提到，他们“几乎没带什么行李“。

紧接着，代表们便前往参加社会民主工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他们乘坐公共汽车或步行来到伊斯林顿，惊奇地发现他们竟然要在南门大街的兄弟教堂开会。“它位于一片灰暗而又肮脏的工人阶级社区，有十来栋楼，它们的外墙都被煤烟熏黑了，窗户又高又窄，倾斜的屋顶沾满污垢。“代表们走了进去，来到“一个简陋的、可以容纳三四百人的房间“。高尔基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来这么一个教堂，“寒碜到了荒诞的地步“。教堂的主教是F．R．斯旺牧师。他的信众包括未来的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斯旺是个反战主义者，崇拜威廉·莫里斯。

1907年4月30日（新格里历5月13日），在与会代表为业已牺牲的同志高唱完一首挽歌之后，俄国马克思主义巨擘普列汉诺夫正式宣布会议开始。斯大林看到，列宁经常和骨瘦如柴的高尔基站在一起——当时，高尔基已经是个具有国际声誉的名人了，这位布尔什维克资助者曾在哥里和斯大林见证过同一场绞刑。[4]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边而坐，每一次投票都显得“十分紧张“。

与会的302位人士代表着15万工人，但在经历了1905年的辉煌之后，在尼古拉二世的压迫下，社会民主工党业已不复昨日，且处于交迫之中。代表中共有92位布尔什维克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希望继续1905年的武装斗争路线，并反对参加国家杜马。然而，85位孟什维克党人、54位犹太工联派、45位波兰—立陶宛工党人士和26位拉脱维亚工党人士都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希望参与国家杜马的选举。列宁奉行“两条腿走路“，一边坚持武装斗争，一边参与选举投票——他的这一策略为当今的恐怖组织，诸如爱尔兰共和军、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所沿用。于是，他先是利用了孟什维克达到了他的目的，而后又背叛了他们。

与之前相比，整个社会民主工党严重缩水，但布尔什维克的情况更为严峻。他们在格鲁吉亚是如此弱势，以至于斯大林、茨哈卡亚和邵武勉都没有投票权，而只能出谋划策。

“这人是谁？“当一个陌生人站上演讲台时，斯大林问邵武勉道。

“你不认识他？“邵武勉说，“这就是托洛茨基同志。“当时，真名列夫·布隆施泰因的托洛茨基无疑是伦敦的大明星，他刚从西伯利亚的流放地逃出来，据说还乘坐驯鹿雪橇在雪原上狂奔了640公里。这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第一次会面（两人可能还握了手）。但是，托洛茨基本人直到1913年才记起和这位宿命之敌的首次见面。

当斯大林在奇阿图拉指挥武装分队时，托洛茨基已经是圣彼得堡工人苏维埃的主席了。他在写作方面极具天赋，讲起话来口若悬河，有一口浓重的犹太口音，桀骜不驯。他爱穿花里胡哨的西装，一头如羽毛般的长发被精心地修饰。他具有成为国际政坛大明星的潜质，斯大林和他比起来简直有天壤之别。虽然他自己也不过是偏远的赫尔松省的一个富农的儿子，他依然目中无人，视格鲁吉亚人为“乡下来的“蠢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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