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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个人生活已粉碎，“斯大林哭着说，“现在，我的生命中只剩下社会主义了。我要把我的一生都献给它！“在此之后，他的家人和朋友都将遭受无数不可言状的悲剧，而他也一直用这句话来自我安慰。多年之后，老去的斯大林依然会想起卡托的温存。他用一个典型的举措来纪念这位前妻。在第一次发表文章时，他用的是“贝索什维利“这个向父亲致敬的名字，而现在，他又有了个新笔名：K．卡托（科巴·卡托）。

虽然他把自己的孩子留在了第比利斯，但他没有回到那片狭隘的“沼泽“。在那里，他已经是个政治犯了。所以，他和儿子分离了长达10年之久。

莫诺瑟利泽说：“卡托去世之后，他把才8个月大的‘小伙’留给了我们。“卡托的母亲斯波拉和莫诺瑟利泽一家人负责养育他，而斯大林很少来看望儿子。这或许是因为他会让斯大林想起卡托。

但这并非格鲁吉亚人的处事方式。虽然斯瓦尼泽一家对斯大林的残忍颇为恐惧，但他们依然敢于表达自己的不满。30年后，斯瓦尼泽家和伊利沙贝达什维利都曾在斯大林掌权期间（虽然是在“大清洗“之前）写过回忆录。他们都富有勇气地责备他的不负责任，说正是他的疏忽导致了卡托的去世。

“在此之后，“莫诺瑟利泽着重总结道，“索索来到了巴库，我直到1912年才又一次见到他——在他流放期间，我们还收到过他的信，他问我们要酒和果酱。“

1907年年尾，当斯大林终于从悲痛里解脱出来后，他来到了巴库的一家饭店，参加堕落的斯潘达良举行的新年晚宴。他终于在这个帝国的革命暴风眼里，和自己的老朋友们重聚了。出席的布尔什维克党人都是斯大林的老相识：当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日渐萎缩时，俄国和高加索的革命党人都来到了巴库，而他们也开始对斯大林的工作指手画脚。[3]这个派对或许精彩纷呈，因为斯潘达良是个“出了名的懒汉，且喜欢纵情声色，贪图钱财“。斯潘达良的妻子奥尔加并不反对他的放荡行为。她说苏伦从来没对她发誓要对她忠诚，他只效忠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但这位布尔什维克党内的花花公子显然让其他同志震惊了。塔蒂阿娜·武利希说：“巴库所有的孩子，从刚出生到3岁的，看上去全长得像斯潘达良！“

索索再次投身工作，把“组织“重新聚集在一起。他和斯潘达良立即着手推动更多的抗议行动，而他们得到了通常目不识丁的阿塞拜疆工人和波斯工人的支持。大多数知识分子过于势利而不愿接触这些文盲，可当索索开会时，会议上总会有很多穆斯林，他们会抱团为他投票。在此期间，他为党的革命工作作出了一项杰出贡献：他争取到了“希马特“（能量）——穆斯林布尔什维克党——中强硬派的支持和合作。当斯大林逃亡时，穆斯林总是会把他藏在清真寺内。有一次，他和孟什维克党闹翻了，他的一位穆斯林朋友竟然向杰夫达里阿尼挥起了匕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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