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又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孙子兵法•计篇》。保守机密为军队的第一生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党政军机关在组织人事制度上的严重缺陷，以及胡宗南个人性格与作风上粗疏自傲等致命弱点，导致熊汇荃等中共情报人员长期在胡宗南身边卓有成效地进行情报活动。这正是胡宗南部在未来与中共斗争中屡遭挫折并最终失败的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在本书后面章节我们将要看到。

筑起“防共长城“（1）

筑起“防共长城“

不出周恩来所料，在1938年10月武汉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两党的关系开始转向紧张。国民党与国民政府中的一些当权派对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日益忧虑与恐慌，纷起要求进行限制、防范与打击。

胡宗南，作为国民政府在陕西前线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对中共力量的迅猛发展与影响扩大感受尤深，越来越不安，思虑着防范与应对之法。

1938年10月胡宗南率部回师关中坐镇西安后，听到陕甘各专区与中共的陕甘宁边区摩擦事件不断发生，就日益对中共力量的增长担心与不满。他在与部下的谈话中，经常流露出反共的情绪。他常说：“抗日战争即使失败而亡于日本，还有复国的可能；若因抗战而使中共的力量扩大到动摇国本，则将永无翻身之日。“他表示要向蒋介石建议：“为长治久安计，必须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削弱并压缩共产党势力，俾在有利时机一举而歼灭之。“范汉杰：《抗战时期胡宗南部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罪恶》，刊《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页。

如前所述，在1938年12月，在武功军事会议期间，蒋介石专门召集胡宗南等少数亲信将领举行秘密会议，对防范与打击共产党作了许多指示。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秘密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正式制订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这些都使胡宗南的防共决心更加坚定。他向宋希濂等高级将领说：“我们必须准备和积蓄我们的力量，我们必须限制中共的发展。“宋希濂：《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

作为国民政府在陕西前线最高军事指挥官的胡宗南站在防共战线的最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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