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在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后，面对“汉地不治“的情况，一方面进一步拉拢汉族人士，一方面为积聚雄厚的物资、军事基础，断然采取了招抚流亡、禁止妄杀、屯田积粮、整顿财政等一系列措施，并任用熟悉汉法的宋金官僚、知识分子进行统治，初步扭转了这种局面。

恢复中原忽必烈封地内的邢州（今河北邢台），金朝时8县共有80292户。在蒙古贵族入侵之后，到忽必烈受封之初，当地民户已急遽地下降到500至700户。忽必烈决定以治邢为试点，派脱兀脱、张耕、李简等人去邢州。三人到邢州后，同心协力，洗涤蠹敝，革除贪暴，务在安民，不到一个月，户口便增加了10倍。忽必烈从治邢的成效中大有感触，更加器重儒士，逐步委以重任。又派杨惟中、史天泽、赵壁等治理河南，使河南经济得到了部分恢复。

漠南汉地，由于当时典章未备，法制不立，贵族、官吏随便杀人的现象经常发生。宪宗的断事官牙剌瓦赤、不只儿等，一天内竟判决28人死刑。为了安定民心，忽必烈屡次禁止诸将妄杀无辜，军士有违令的，杀以示众，致使诸军凛然，几乎没有敢违犯命令的，对掳获的战俘，不杀也不掳为奴，而是主张释放。

忽必烈另外，为了筹备进攻南宋的军粮、军费，忽必烈还十分注意屯田，以盐换粮，供应军饷。并在京兆（今西安）设立交钞提举司，印发纸钞。这样，忽必烈逐渐控制了当时蒙古政权在中原汉地的很大一部分财权。

忽必烈自掌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之后所实行的一系列措施，使中原地区得到了初步的治理，人户逐渐地增加，经济慢慢恢复起来，为忽必烈夺取政权奠定了经济基础。

隐忍避祸忽必烈采用汉法治理汉地，必然损坏了蒙古游牧贵族和西域商人的利益。他在中原威望的日增，在治理陕西、河南过程中大量财力、物力的积聚，又形成了对蒙哥汗权的威胁。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蒙哥借口忽必烈刚打完仗，又患有脚病，让他留在家中休息，而以塔察儿为左翼军统帅，解除了忽必烈的兵权。不久，蒙哥又突然决定亲征南宋。

忽必烈岌岌可危！当时的情况下，忽必烈身为藩王，调动军马及粮饷的权力都在大汗手里，因而断难与蒙哥一决雄雌。

不得已，忽必烈听从了姚枢的建议，反把妻子、儿女送到汗廷作人质，表示并无异志。当年十一月，忽必烈又亲自谒见蒙哥，兄弟相见之下，蒙哥尴尬万分，终于消除疑虑，动了手足之情，不让忽必烈再说什么，而表示谅解。忽必烈也撤消了设在邢州、陕西、河南的机构，调回了自己派出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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