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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谦以“占对称旨，擢置侍从之列，命司王府教令笺奏，日见信任“⑨。李德辉也被留在王府教授诸王子。上述诸人除为忽必烈讲解儒家治国思想外，还向他推荐了大批中原耆儒硕德。刘秉忠推荐张耕、刘肃、王恂等，张德辉也推荐了魏瑶、元好问、李冶、白文举、郑显之、赵元德、李进之、高鸣、李磐、李涛等二十余人，李德辉推荐了既懂铜人针法又习伊洛之学的窦默。于是“弓旌之招，蒲轮所迓，耆儒硕德，奇才异能之士，茅拔茹连，致无虚月“⑩己酉（元定宗皇后海迷失执政元年，1249），召窦默，默既至，首以三纲五常为言，并强调伟王之学，贵正心诚意。当被问及“今之明治道者为谁时“，则以姚枢对。于是，第二年（海迷失二年，庚戌，1250），遣赵璧召姚枢。姚枢为营州柳城人，后迁居洛阳。太宗四年来归，曾为燕京行台郎中。因不满于行台长官牙剌瓦赤“惟事货赂“和诸侯“竞相掊克入媚“，辞官隐居辉州，潜心研究程朱理学。姚枢以忽必烈能“虚己受言，可大有为，乃尽其平生所学，为书数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为学之本，为治之叙，与治国平天下之大经，汇为八目，曰：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次及救时之弊，为条三十“。大致为立省部、辟才行、举隐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阁征敛、简驿传、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惰、肃军政、周匮乏、恤鳏寡、布屯田、通漕运、倚债负、广储蓄、复常平、立平准、却利便、杜告讦等。每项下又细陈实施办法，“本末兼该，细大不遗“。忽必烈十分赞赏，遇事多征询其意见，并令其教授世子真金经学。
同年，召邢州人马亨、弘州顺圣人魏瑶。瑶条陈便宜三十余事，举名士六十余人。这样，在宪宗蒙哥即位前，拖雷兀鲁思已经搜罗了一大批才俊之士，在他们的介绍和影响下，忽必烈对汉地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依靠汉地人才、以汉法治理中原的想法也逐渐形成，对以儒治国寄予了很大希望。因此，蒙哥即位后，在考虑国事安排时，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交与他去处理，忽必烈遂离开漠北进驻漠南爪忽都（扎忽都，即金北边部族居住地区）之地，开府于金莲川（又名曷里浒川，地当今内蒙古正蓝旗闪电河一滦河上游，以盛产金莲花得名），作为大汗在漠南的最高军政代表，开始其以汉法治理汉地的政治生涯，将其从儒臣那里学到和积累了数年的汉法逐渐付诸实践。儒臣们则把个人的政治前途和致主泽民的理想寄托在忽必烈身上，以他们继承和积累的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经验，尽心竭力地帮助、辅佐他，使他得以立足于蒙古统治者和汉地官民之间，避开了数次失位、丧权的危机，不以扩展实力和扩大影响。
“恩大有为于天下“的忽必烈开府漠南后，有了更多宴施政治抱负的机会，他更积极地向四方遣使，征聘名士，一时“宿儒俊造，宾接柄用“。辛亥（元宪宗元年，1251），征戊选女真进士赵良弼于赵州。
千子（宪宗二年，1252），张德辉与元好问北觐，建议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忽必烈欣然接受，并采纳他们的意见，蠲免儒户兵赋。杨奂、郝经、徐世隆也于同年觐见。癸丑（宪宗三年，1253）召曹州济阴人商挺，甲寅（宪宗四年，1254）召许衡于卫州。李俊民、李冶、王恂、程思廉、渤海人张础、惠州人赵炳、成都人张惠等相继被召。而早年降附蒙古的史氏、董氏诸子侄和杨惟忠、贾居贞、畏吾儿人廉希宪等与忽必烈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为实现其政治理想和抱负，忽必烈已经储备了大批人才。
忽必烈受命“总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大宴属下之际，姚枢向他建议：‘今天下土地之广，人民之殷，财赋之阜，有加汉地者乎？军民吾尽有之，天子何为？异时廷臣间之，必悔而见夺，不若惟持兵权，供亿之需取之有司，则势顺理安。“忽必烈欣然采纳，请于蒙哥，获准。
灭金后，自太宗晚年至乃马真氏、定宗贵由执政时期，汉地管理十分混乱，官吏贪暴，差役繁重，百姓流亡。
太宗时，分邢州万余户为勋臣八答、启昔礼食邑，而监领者不能安抚治理，“征求百出，民弗堪命“，百姓逃亡殆尽。辛亥（元宪宗蒙哥元年，1251），两笞剌罕向王府申诉，刘秉忠、张文谦建议以刘肃、李简同近侍脱脱前往，三人至郡，洗涤蠹弊，革去贪暴，流民复业，户口大增。忽必烈亲眼看到了儒臣的治绩，从而“益重儒士，任之以政“。
牙剌瓦赤为燕京行省断事冒，与不只儿等管理汉地财赋。他们不知安抚，草菅人命，民无以措手足。忽必烈“极知汉地不治“，却不能进行干预和厘正。河南与宋境接，而“民无依持，差役急迫，流离者多，军无纪律，暴掠平民“，加之边无备御，南宋不时扰边，“内地之民，多被杀虏“。壬子（宪宗二年，1252）忽必烈采纳史天泽、姚枢的意见，请分河夕卜昕属试治之，不令牙剌瓦赤有所钤制，得到蒙哥允准。于是设屯田经略司于汴，以忙哥、史天泽、杨惟中、赵璧为使，陈纪、杨果为参议。在西起邓州，东到陈、毫之间，列障戍守。“察奸弊，均赋税，以苏疲困；更钞法以通有无；设行仓以给军饷“。严惩贪官，整肃吏治。设屯田万户于邓州，置屯田于唐、邓，授以兵士、耕牛，敌至则御，敌去则耕。在卫州设都运司，转粟于河，令民人粟，储于沿河所设五仓，以解决军粮供给。二三年内，河南大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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