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东总于10月6日在南京召开常委会，把领导核心由执行委员会制改为主席团制，除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杜重远、卢广绩5人之外，又吸收了王化一、王卓然2人为主席团成员。东总改组对其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东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实际上是中共的外围组织。但由于它是团结关内东北救亡同胞在国统区公开开展救亡活动的团体。因此，它虽有中共党组，但中共党组只能秘密开展活动。共产党人则以无党无派面目出现，秘密的地下党组织领导公开的东总，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东总的领导层中有中共党员，而且中共党员自身即是有影响和地位的东北人士，同时又吸收了具有很高威望的东北人来担任，这样才能使东总在我党的影响下，公开有效地开展救亡工作。把东总的执行委员会制改为主席团制，吸收王化一和王卓然为主席团成员，不但加强了东总领导，而且也进一步扩大东总的活动范围与社会影响。事实也是如此。例如，东总在北平时没有到国民党社部立案。东总南京改组后，为扩大活动范围和社会影响，东总党组决定争取合法存在，申请立案。阎宝航说，当时为了求得掩护，避免打击，不得不利用名存实亡的四维学会的旧关系，不得不在复兴社和的矛盾中间求存在。为此，责成王化一与高崇民利用复东会旧关系，赴上海找了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由于复东会与复兴社曾共同组织四维学会，戴笠为拉拢张学良旧部壮大自己的声势，不仅“赞成东总存在“，并捐助了2000元的“开办费“。虽然后来由于群众团体到国民党社会部登记立案须具文呈报该团体的宗旨、任务、机构设置及负责人名单，手续繁杂，且容易暴露东总是中共外围组织的真实情况，所以东总最终未申请立案，但戴笠对东总存在的认可及东总负责人与国民党各界的较多联系，是东总能够在国民党统治下公开活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1937年11月20日，东总由南京迁到武汉，在武昌明月桥14号顺直会馆办公。周恩来指示重建东总党组，阎宝航被批准为党组成员。东总党组由中共长江局领导，直接在周恩来指导下工作。

注释：

{1} 西安事变前在中国共产党北方局领导下，以“东北人民抗日会“等16个团体联合成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组织。

{2} 王之相，曾任驻苏领事。

{3} 纪元，曾任章士钊秘书。

{4} 出席成立大会的代表人数，据某些回忆录和一些研究文章记载有代表200多人。但据兰渤（刘澜波）在1938年3月16日出版的《反攻》1卷4期上发表的《一年来关内东北人民的救亡运动》一文记述，东总在成立时“代表约70余人“。可是，在成立大会签到布上签到者却有268人（这块画有东北四省地图的签到布，现存沈阳张学良纪念馆内）。由此可知，出席成立大会的正式代表70余人，但参加会议的人数是268人（正式代表与东北青年的总和）。

{5} 东总原拟迁往上海，行至山东济南，因上海八一三战起转而迁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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